翻译确实是件好辛苦的事，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翻了我好几个晚上。不过水平有限，有不对或不通的地方还望大家包含，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原文，原文地址在文后。

罗曼•波兰斯基访谈录―――《钢琴师》
 
作者：玛里琳•科尔•朗斯（Marilyn Cole Lownes）

“如果我们继续憎恨，我们就将陷入和发动那场战争一样的思维方式里。”

时间：1942年8月16日午后

地点：Umschlagplatz――一块四周被砖墙围绕的临时宿营地，它位于波兰华沙犹太人居住区边界。

这是一幕被不合时宜的阳光照射着的冰冷场景：一列空荡荡的火车僵硬地停留在铁轨上，几节装载牲口的车厢懒洋洋地敞开着门，散发出轻嗅可闻的刺鼻氯气。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卫军和乌克兰军警们排成两排，形成一条通往火车的通道。当犹太人居住区厚重的木门被缓缓推开时，一阵吱嘎作响的开门声打破了这骇人的寂静。

犹太警察是第一批从高达10英尺，顶端布满碎玻璃和带刺钢丝的砖墙后走出来的人。虽然身着便装，但蓝白相间的警帽和臂章显示了他们特殊的身份。

军警在犹太人居住区外聚集起人群，并将他们驱赶向火车。几百人组成的人群中有男有女，也有孩子，他们均衣裳褴褛，佩戴着印有蓝色大卫星的白底袖章。许多人拎着手提箱，彼此依靠着向前挪动。有的人面露焦虑之色，有的人茫然瞪着前方，还有一些在大声哭泣。在母亲的啜泣声与婴儿的哭喊声交织成的背景下，德国士兵正用枪托推动着他们进入令人窒息的车厢。

“停！”

喊出这句指令的男子正站在摄像机旁，他就是该片的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拍摄现场紧张的气氛消失了，人们如释重负的欢呼和鼓掌。

人群由参于这部电影拍摄的1200名临时演员和几位大家熟悉的演员组成，他们大多为英国人，其中有弗兰克•芬利(Frank Finlay)和莫琳•李普曼(Maureen Lipman)。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波兰斯基回到了他的祖国波兰。许多人都认为这部电影是他那被性骚扰控诉的阴影所笼罩的电影生涯中最重要和感情最真挚的一部。这部为他赢得了戛纳金棕榈奖的影片取材于名为《钢琴师》的回忆录，该书作者是劫后余生的波兰籍犹太音乐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Wladyslaw Szpilman)。

斯皮曼的这部不寻常的回忆录首次出版于1946年即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在片中，他的角色由美国演员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扮演。为了影片中部分场景的拍摄，布罗迪不得不把体重减到9英石9磅。

在书中，斯皮曼描述了导致他全家和大多数朋友死亡的种种事件：德军的占领，犹太人的集中，华沙犹太人区的恐怖生活以及犹太人向集中营的转移。

斯皮曼是依靠躲藏在城市的废墟中并且始终在统治当局搜查前躲藏起来的方法幸存下来的。二站末期，在濒临饿死的情况下，一位德国军官给了他衣服和食品，救了他的命。斯皮曼后来得知，这名军官最后死在了苏联战俘营中。

由于波兰斯基的个人经历与斯皮曼极其相似，因此在众多导演中他脱颖而出。当波兰斯基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在克拉科夫（Cracow）的犹太聚居区中目睹了类似情形。战争结束时，他年仅12岁，和斯皮曼一样也是劫后余生。

斯皮曼的儿子，现年45岁的安德烈•斯皮曼（Andrzej Szpilman）回忆说：“我记得我父亲说过：‘没有其他导演能执导这部影片。’虽然他已在度完89个春秋后于去年7月去世，无缘看一眼电影的成片，但在生前他曾和罗曼见过几次面，并且深信影片最终一定会极其完美。”

虽然1939年战争爆发时，斯皮曼已经28岁了而波兰斯基只有6岁，但他们分别在华沙和克拉科夫集中营中生活过，对集中营生活的艰辛有着共同的体会。就在斯皮曼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家被推进死亡集中营同时，波兰斯基也正目送着自己的母亲被强行带走。后来他的姐姐和祖母也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Auschwitz）。

斯皮曼是依靠一名德国军官的帮助才得以幸存的，而波兰斯基的幸存则依靠他的父亲以及与他父亲相识的一户波兰友人。

1943年3月13日，当克拉科夫集中营正被纳粹党卫军有组织地清空时，波兰斯基的父亲把波兰斯基带到了党卫军的哨所后。在那儿，他用钳子把带钩的铁丝网剪出了一个缺口，并在波兰斯基顺着缺口滑出之前，匆匆地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孩子。波兰斯基朝附近一户名叫威尔克（wilk）的人家的房子跑去。威尔克一家事先已经受波兰斯基的父亲所托，答应在万不得已的时刻照顾他的孩子。

然而，那天威尔克的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绝望的波兰斯基又跑回了集中营，却看见自己的父亲正在被党卫军带走的一群人中。

当瞧见自己十岁的儿子正泪水汪汪时，波兰斯基的父亲使出浑身解数来接近自己的儿子，并在距离足够近时对波兰斯基轻声喊道：“快走！”一听到父亲的话语，波兰斯基便跑开了，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那天夜里，威尔克一家在宵禁前回到家，发现年幼的波兰斯基正在街道上等着他们。波兰斯基只在威尔克住了一晚，就被托付给了住在波兰乡村的几户人家，他在那儿一直呆到战争结束。战后，波兰斯基获悉，他的母亲被从犹太居住区带走后没多久，就丧身在毒气室中。而他的父亲幸存了下来，在一个采石场中当奴隶。

今天，步出拍摄现场，波兰斯基的身材让他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他的体格瘦小并带些年轻人的苗条，这使得他能穿着瘦身黑牛仔裤配一件亮蓝色的棉夹克。尽管已经68岁了，但他的头发依然浓密，古铜色的脸庞依然紧凑。
餐桌摆放在波兰斯基的拖车外，当他坐下享用午餐时，显得愉快而热情。他露齿而笑道：

“影片的花费还没超出我的预算。”他的嗓音独特、洪亮，并带有一丝沙哑，就算是亨利•希金斯教授（Professor Henry Higgins）（影片《窈窕淑女》中的一位固执傲慢的语言学教授――译者注）恐怕都无法准确描述这口音。因为波兰斯基在波兰度过了童年，又在洛衫机，伦敦和巴黎等城市中生活了数十年。波兰斯基的心情很有感染力，在他的影响下，在坐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开心。

当波兰斯基正把涂满奶酪的煎饼塞进嘴里时，两名女临时演员来到了餐桌旁。她们对波兰斯基的钦佩之情在请求他为新版《钢琴师》签名时显露无疑。波兰斯基彬彬有礼地满足了她们的请求。她们离开后，波兰斯基转身对餐桌旁的人说：“真是难以置信！他们觉得这部影片对他们个人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虽然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居然都能拥有这样一份相同的感触。我从没见过象他们这样的临时演员，他们有着无尽的耐心，不管我为了某个特定的场景重拍了多少遍，他们都从不抱怨……”
波兰斯基开始提及刚拍完的那段悲惨的驱逐场景，他平静的说：“我母亲就是被这样带走的。”当被问及重现这些场景时他的感受时，他含有哲学意味的说：“拍摄这些场景并不困难，因为在这儿我们使用的是演员，是戏服，是化装用品，是仿造的赝品。但是编写这些场景时……！那时才是最痛苦的。对我而言，书写这段场景更为困难，因为这过程把我所刻意埋藏了多年的情感都挖了出来。”

“我记得在战后，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互相诉说一些战时的往事。父亲常常描述他是怎样在采石场挖石头的。” 波兰斯基开始绘声绘色地述说起来：“父亲会时常朝肩后望去，生怕站在他背后，手持棍棒的德国看守又要抽打他的背脊。我过去一直憎恶听这些往事。我一直怀疑是那些对他背脊的抽打使他得了癌症，并在几年前夺走了他的生命。”说到这，他的话音慢慢轻了下去。

当波兰斯基手持照片从拖车里走回来时，他黯淡的心情又明亮了起来。他指着照片自豪的说：“这是我的女儿摩根（Morgan）,她今年8岁；这个是我的儿子埃尔韦斯（Elvis），今年三岁；而这个老猴子嘛，就是我了。”他开怀地笑了起来。

照片中，身为慈父的波兰斯基，正和孩子们分享着快乐时光。而正是这张照片表明了，只有在现在，波兰斯基才能拍摄出这样一部电影，因为当年拒绝拍摄《辛德勒名单》的也正是他――罗曼•波兰斯基。后来，在《辛德勒名单》的一次非公开的预映中，他解释说：“我无法执导这片子，它在克拉科夫取景，这离我的故乡太近了啊！”

身为人父之后，波兰斯基似乎改变了。他和她的妻子，法国女演员艾曼纽爱莉••塞根纳（Emmanuelle Seigner），以及孩子们一起生活在巴黎。从1985年起他们便生活在一起，她妻子参与了他的三部电影的拍摄：《狂暴》 （Frantic）,《苦月亮》（Bitter Moon）以及《第九道门》（The Ninth Gate）。

“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拥有了自己的儿女，我看问题的方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开始通过孩子们的眼睛来看问题。”当波兰斯基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以及被迫和另一户人家生活时，他说道：“虽然那家人家的主妇对我很好。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你最想要的其实只是和你的父母在一起。”

“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受冻挨饿，所有这些对一个孩子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与父母的分离是无法忍受的。我最近读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案例，一位母亲因为开车时没有系安全带而被捕，当时车上还坐着她的两个孩子。很明显，她是因为要寻找一些放在车内的东西而把安全带解开的，但警察还是当着孩子的面用手铐把她拷走了。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吧？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他将因此憎恨警察一辈子。孩子眼里最最糟糕的事就是目睹自己的父母受辱。”

《钢琴师》的一部分场景是在柏林拍摄的，对此，波兰斯基又是作何感想的呢？
“柏林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他说道：“在那里生活着一代新人。如果我们继续憎恨，我们就将陷入和发动那场战争一样的思维方式里。对待人类，对待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向前看。”

“罗曼是一位相当坚强的人。”《钢琴师》制片基聂•古陶斯基 (Gene Gutowski)说道。他从1964年起便与波兰斯基共事。当年，在看完波兰斯基的处女作《水中刀》后，他便开始寻找和波兰斯基合作的机会。“我从那部影片中看出了他的非凡才华，很想与他合作拍片。后来，在慕尼黑电影节上我总算找到了他。那次相遇既揭开了艺术与商业双赢合作的序幕，也促成了我们的友谊。

“我们在一起制作了《冷血惊魂》（Repulsion）、《荒岛惊魂》（Cul-de-Sac）以及《天师捉妖》（The Fearless Vampire Killers）。在这之后，我们分头着手于不同的事务，直到现在。我执意要罗曼读一下《钢琴师》这本书，他读后打电话给我说：‘恩，这是个伟大的故事，让我们开工吧。’”

在拒绝了执导《辛德勒名单》的邀请后，波兰斯基为什么会接受《钢琴师》呢？
同为劫后余生的古陶斯基说：“这本特别的书之所以会吸引罗曼是因为它的笔调相当直观、客观。书中充满了积极的思想，斯皮曼没有责怪任何一人，他只是简单地叙述‘事情的原貌’。我几乎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斯皮曼所写的事件仿佛全是他通过摄像机看到的，仿佛他只是按他所见的如实记录和叙述。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写作这本书是斯皮曼将残酷战争置于身后的一种方法。战争一结束，他便写了这本书，随后就开始了他作为歌曲作家，作曲家和音乐艺术家的生涯。在身为波兰广播电台的音乐监制的同时，斯皮曼在全球范围内举行音乐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古陶斯基又为我们描述了波兰斯基家庭的一面：“罗曼成熟了，老练了，不再如过去般暴躁、冲动。他的孩子常来片场看他，一旦他们不在，他就会惦记他们。当拍摄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场景时，他常要求把孩子们带到片场。他希望孩子们能在他的身边，他会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着什么，从而使孩子们了解他们的父亲在做些什么。他并不让孩子回避一些残酷或压抑的场景，因为他希望他们能了解所有的事情。”

片场总是被一种扰人的现实感所萦绕，这得归功于波兰斯基对细节的痴迷以及设计师艾伦•斯达斯基（Allan Starski）与安•谢波德（Ann Sheppard）的天赋。其中前者因其在《辛德勒名单》中的设计获得奥斯卡奖，后者则为《辛德勒名单》与《幕僚》（The Insider）两片设计了服装。正式这样一个制作小组，促使法国电影公司在罗纳德•哈伍德（Ronald Harwood）和波兰斯基还没有完成剧本的情况下，就给予了这部电影以经济上的担保。

“整部影片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接受了罗曼挑剔的检验和担保，”《钢琴师》合作制片人之一的蒂莫西•布里尔（Timothy Burrill）说道，他与波兰斯基在《麦克白》（Macbeth）、《苔丝》（Tess）和《苦月亮》（Bitter Moon）三片中有过合作，“罗曼对分配角色给予了惊人的关注，并且在最无关紧要的道具上都坚持着他的完美主义。”

《钢琴师》的要义是宽恕与希望，它展示了个人的求生力量。当然它也展示了音乐的力量，展示了音乐是如何帮助斯皮曼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罗曼说过一句非常感人的颇具象征意味的话，” 古陶斯基说：“那时我们正在放映一些纳粹德国出于宣传目的制作的令人作呕的记录片。这些记录片是在集中营里拍摄的，展现出一幅幅饥饿的恐怖图景。为了确保影片的历史真实度，我们不得不在开拍前观看这些记录片。整整三天，我们都放映着这些残忍的片子。我依然记得那个特殊的时刻，当放映室里的灯光突然亮起的时候，我看见罗曼正在哭泣。

“他说：‘直到现在，当我做了父亲，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意识到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才体会到那骇人恐怖的所有内容。’”

那么波兰斯基觉得他的父亲会怎么看待他的这部影片呢？“我的父亲会引以为荣。”他沉思道。

度过了40年的电影生涯，在被驱逐的环境中，在为躲避性骚扰控诉而逃离美国的阴影下，罗曼似乎通过这部影片重新恢复了他在电影界的形象与地位。古陶斯基说：“对这部影片，罗曼付出了很强的责任心并且充满热情地投入其中。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部影片与他的经历太相近了。并且，我相信罗曼自己也意识到，这部影片是他拍摄的所有影片中最重要的。他将更多的因这部影片被世人铭记与评判。”

译自：http://minadream.com/romanpolanski/ThePianistInt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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