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大学古文老师谈论金庸《书剑恩仇录》时说，“书”和“剑”，历来是中国文人渴望兼得的两个理想。洋溢在儒道底色上的侠风，是一种极动人的兼美。李安说拍《卧虎藏龙》是圆他个人长久以来一个武侠梦，而痴癫观众如我，看后心动神往之外，不由要低徊感慨——武侠梦，恐怕是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共同的梦幻；这梦幻里，绰约着的一个文人心目中完美的人格理想，一个已然远去正在消失的古老中国。 《卧》剧里的武功，有着舞蹈般空灵、轻盈的美感，恰到好处而余韵无穷的情怀上的内敛，还有始终不肯舍弃的对终极神秘体验与境界的追求。这些要素尽管也曾在别的武侠片中出现，但能做到如此浑然，已是难得。
俞秀莲和玉蛟龙夜斗那一场，黑魆魆屋顶上深院间翻飞追逐的身姿，不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也不是钢丝绳吊得隐蔽不隐蔽的问题，却是一种关于飞翔、关于美的理想。难道衣袂袖角的某次掀动、跳跃奔走时的某次转身，不曾触动你心底关于美的空灵的梦幻么？至于更经典的，李慕白和玉蛟龙竹林的打斗，在被葱茏的绿色填满的画面里，竹枝上舞动着的，也不是什么特技不特技的问题，却是从视觉到想象空间再到精神视域的一个纯粹的梦幻；李慕白如雕塑般岿然不动的身势，完全是其精神气度中之温柔敦厚宽容凝重之于视觉上的外化，而摇曳的竹枝，散发着的也是言不能及的优雅和质洁。
至于摄影取景，《卧》的理想化因素就更明显了。夜半的大宅深院，摇曳如诗的竹林，黄土飞沙的大漠，江南小镇的小桥流水，整个影片悠远恬静，流淌着宁静优雅的质朴，和一丝淡淡的惆怅。画面色调和光影拍得美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前提是自然、是切合影片的精神内质，李安在这里做得恰到好处。至于后来张艺谋的《英雄》，匠气太浓，缺少了一种从容的自然气度。
动人的不止这些，还有《卧》里无处不在的人情。虽然“虎”是小虎，“龙”是蛟龙，虽然玉蛟龙和罗小虎的感情是最张扬最叛逆因而最生气勃勃的一条情节线，片中虚写了的李俞的感情却是更重要的一条主线。
故事由李慕白决心退身开始，由李慕白临死时深情告白而终，这是一条潜伏着的绵延的暗流。除了武林高手中卧虎藏龙，江湖人心中卧虎藏龙，李和俞的内心，亦同样是卧虎藏龙。时而欲言又止，时而无言以对，时而顾左右而言他，李和俞的感情温润如玉，所有光芒都敛在钝朴的玉面之下。各处细节均是点到即止，目光流转下却是无尽的深情。杨紫琼的表演，尤其细腻、真实、意味深长。“虎”和“龙”的爱情，则是叛逆、热烈、自由、狂放，章子仪似乎天然地适合叛逆的角色，因她的漂亮底下总有一股初生牛犊的狠劲。
这两条感情线之间的交集，恐怕是玉蛟龙对李慕白若有若无似是还非的爱慕，和李慕白俞秀莲对玉蛟龙一种长辈对迷途晚辈生发的怜惜和不由自主的责任感。有的影评说李慕白对玉蛟龙的感情其实远比此暧昧，其证据便是李一直想破例收玉为徒，在追剑的过程中又一再放过后者，以及最后玉中了迷香之后对李劈头一句“要人还是要剑”；也有说青冥剑即是阳具的象征，玉蛟龙盗剑是阳具钦羡，而之后情节变成是李慕白追回青冥剑，在李、俞、玉蛟龙、碧眼狐狸之间种种纠葛之间能看到一种普遍的青春钦羡和李对玉的恋童心理。我对此不敢苟同。
玉蛟龙对李慕白的感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否爱情、或程度之深浅还值得商榷。这份感情中夹杂着仰慕和叛逆，仰慕的是李的看似自由的江湖生活，更是李的气定神闲雍容宽厚的似乎更为自由的精神境界；而叛逆的来源，一是玉本能地把李等同于阻碍自己得到自由、给自己各种束缚的父辈（她的父母给了她生活上的束缚，而李则一再表示要调养其心性，这无疑是要从心性上驯服、束缚她），本能地对施加束缚者表现出叛逆，二是从碧眼狐狸的口中辗转形成对武当的一种印象——酒馆娼窑，从而对李的人格以至武功的叛逆性的怀疑，最后，玉蛟龙争强好胜的性格也在这里起到了作用。至于那句“要人还是要剑”，是中了迷香之后潜意识中流出的一句话，迷香是碧眼狐狸所下，这说明碧眼狐狸希望历史在重演的时候能有所改观（床帏之内，或许李慕白会比江南鹤大方一些，从而将心诀和盘托出），而另一方面，这话从玉蛟龙的口中说出，又是多么合情合理——玉和罗的感情如同战争，玉的彻底驯服也正是以一场激情四溢的床上戏宣告结束——年轻一代的叛逆，不止在于不同的人生追求和理想，更是全方位的颠覆，他们甚少问及精神问及道德问及形而上，因为在他们，物质远比精神更重要（即使是“自由”这个看似形而上的理想，在玉的心里最主要意味的还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打谁就打谁，就像她大闹聚星楼那段短暂而风光的“行走江湖”的经历）。然而，碧眼狐狸的这个盘算，或者玉蛟龙介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引诱，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不入流的伎俩。李慕白是会主动给出心诀的，只要玉蛟龙正式承认了师徒关系，李的门户之见早已被惜才爱才的责任感所超越；李慕白亦是岿然不动的，因为他在玉的身上付出的只是一种师对徒的爱怜，他要收徒，有对玉的天分的喜爱，也有对师傅江南鹤的一份应承（就仿佛他即使想退出江湖，也仍抛却不下为师报仇的心愿）。师徒之道，用李的话说，本就是要以性命相见，本身也是传统道德里一项重要的要素。
(插叙一点。现在在一部分的影评里有一种弗洛伊德至上的主义，中国人也许道貌岸然惯了，所以这一学说拿来当批评的理论依据于一部分人会有一种叛逆的快意。只是我觉得弗洛伊德有其合理的价值，但有时候还是要慎用。性的作用是重要的，也许对于长期“性压抑”的中国其作用更不容忽视，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同样有五千年积淀着的浓厚的社会人伦道德。西方没有像孔子一样把人的情人的仁善的本心这一情感本身提高到终极价值的地位，于是，在西方，这种约束是外来的，来自一个第三方的存在——上帝，讲爱人、讲道德是外在的要求，因为不遵循即会受末世的审判和惩罚，而且这爱人的要求是泛爱众；另一方面，来自人本心的则完全都是与这些形而上价值相反的东西，是人性在缺失了神性之后留下的东西——人的兽性。然而在中国，本心中的善、仁早被发现提炼并供奉起来，这本心要求我们泛爱众，并且要爱人以礼，于是人伦道德成了我们的本心，这“礼”的观念在我们心中远比西方要强，不论你读不读孔子，不论你知不知觉，这都是已被内化了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西方并不相同，弗洛伊德在西方本身就是可商榷的一门学科，应用到吾国，可以讨论、吸收，却不至于要推崇膜拜。用得多了，浸淫得久了，恐怕本该属于中国人的不可言传的精神愉悦和美感都无法领会了。)
《卧》的理想化因素，最明显地，是体现在对人物的肯定和否定态度之中。李和俞，代表着温柔敦厚的前一辈，代表着武侠世界里一种理想人格，他们讲修身，他们宽容，爱人，同时也恪守礼教，他们也是导演在剧中认同的人格。玉蛟龙则是叛逆、自我中心且近乎边缘人物或问题少年的年轻一代。俞秀莲和玉蛟龙的比试，两种人格的对比昭然若揭。对前者的肯定以玉蛟龙的战败、她最后那个不义之举——在败阵之后还要趁俞不备划破俞的胳膊、以及李慕白一句“你不配用这把剑”作了最强烈的发言。而李慕白与玉蛟龙的几次交手中，说教的成分就更明显了。
如果说对自由生活的幻想和渴望，对追求真正爱情的勇敢真诚，对代表礼教的家庭权力的叛逆，以及性格上的争强好胜，都可以算作玉蛟龙的可爱之处的话，那么与俞决裂的一幕则明确地指出了玉蛟龙为人上的缺陷，其心不正。即使偷剑、逃婚、出走都是可以原谅的，这一点却是不可原谅的，也就是李慕白所说的要教她一些“做人的道理”，换句话说，即使过分的好奇和恶作剧式的胡闹、反抗不自由的爱情、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都是可以原谅的，做人的不厚道不正义却是不可原谅的，这是最后一道底线。
俞秀莲在李死后，原谅了已有些许忏悔之心的玉蛟龙，让她去同小虎相聚。俞当时说的一句话，是不管你对人生的态度如何，要对得起自己的心。这“心”，自然是道德性的本心，只是这基本的道德包括些什么，她并没有说，我们不知道她最终对礼教的态度是否有了改变（我倾向于否），但毫无疑问的是，道德本心的这道底线并没有破。俞并没有要求玉也要遵守礼教，她要求的只是这最后一道底线，这使得她的教诲有了更宽广的意义——她自己追求的依然是传统的理想人格，但对下一代，她的宽容是显而易见的（让人想起《喜宴》里的父亲！），这使得她以及李慕白遵行理想人格这件事本身具有了更多的悲剧色彩，因为他们的牺牲具有了更高的自觉性和命定性。李和俞的情感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表白不表白的问题，李临死的那一句话，甚至像宣泄更多于像表白。——那么，可以说李和俞是彻彻底底的理想人格的自觉实践者，是最纯粹的中国传统人格，他们早已将礼教内化，自觉背负起现世人情之沉重。
那这场对话究竟哪一方胜出呢，结尾处玉蛟龙的跳崖似乎在暗示一个隐约的答案。玉的忏悔从李之中毒将死开始复苏，从李死之后俞的剑下的不忍之心开始彰大，她的跳崖有对李和俞、对家庭的忏悔，对自己的叛逆的忏悔，更包含了对自由二字的新体会之后的悲欣交集。她似乎领悟这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或者说绝对的自由是一种无价值的流氓式的自由，虽然像尼采所说人要为自身立法，但经历这一番之后，她发现这个“法”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可缺失、亘古不变的。此刻她得到了自己曾梦想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失却了一些更多的更基本的东西，她此刻的存在和此刻的自由是不洁的。这是过度叛逆者的悲剧，或者说是为叛逆而叛逆者的悲剧。“合理”的叛逆是被允许的，不同的人生观是被允许的，但没有底线的破毁一切的叛逆却是不被允许的。
最后，忍不住还要替李安辩护几句。我相信凡是真正爱传统中国、传统武侠人格的中国人，都可以从这片子里看到感动人的东西，看到李安的真诚，看到流淌在自己的血脉中同样澎湃着的梦想。但《卧》曾被一小群人嗤为洋人看不懂、国人看来四不像的迎合西方观众的失败尝试，且不说论者说这话的动机，这批评实在有些不够厚道。武侠片是什么？武侠片本来就是一个关于旧中国的梦幻。武侠片里若没有代表旧中国的种种符号，若没有传统的理想人格，如何还能称其为武侠片？若忽略了人情，只一味见人就打、一味花拳秀腿、一味血腥暴力，同黑道武打片区别何在？若不谈旧道德，不谈武侠道，就像人而无骨，如何立得起来？我们喜欢武侠片，不正是因为依恋着其中已经远去正在消失的传统中国符号和武侠精神么？难道我们要因为西方观众对这种符号这种意境的喜爱（虽然可能是存在某种误读的喜爱）就否认和停止我们自己的喜爱么？难道因为投资方是美国，就可以凭着市场不可被他国侵占这种商业上的民族主义的考虑来抹煞电影本身的人文艺术价值么？
当然，《卧》只是一部不错的武侠片，不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但我们也断不能因为它在国外获奖就将它斥得体无完肤。是的，我们也许看过更真实更炫目的武打动作，看过更错综更跌宕的情节变换，听过更熟练更标准的国语发音，但我们不是在看武术表演，不是在读传奇小说，更不是在听广播剧；我们是在怀念一个逝去的年代，表达一种共同的梦想，体味一场情理相融的人生，欣赏一些演员包括声音在内的真实表演；——我们，是在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