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贾维尔-巴尔登再度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说起巴尔登，也许有人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过阿莫多瓦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觉得他的重要性。其实在西班牙，哈维尔 -巴尔登无人不晓，他的整个家族都是电影的著名人士，妈妈，姑姑和舅舅都是让人尊敬的电影艺术工作者。 当哈维尔-巴尔登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他的叔叔在北京电影学院对他的评价。
——作者手记
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1922年生于马德里，西班牙著名导演。西班牙共产党员。
巴尔登的父母是舞台剧的演员，而巴尔登却因受普多夫金著作的影响，1947年他作为第一批学员进入西班牙电影试验学院学习。1950年巴尔登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组建了UNINCI电影公司拍摄了影片《幸福的一对》，这部由巴尔登和贝尔兰加联合导演的影片嘲讽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因而被扣压两年后才允许公映。第二年巴尔登和贝尔兰加共同编剧，由后者执导了《马歇尔，欢迎你》，辛辣的嘲讽了“马歇尔计划”，该片在嘎纳电影节获国际评论奖。
1953年，巴尔登第一次独立执导了影片《喜剧演员》，该片通过一个剧团的生活，折射了社会，表现了普通人生存的不易，同时也显露了巴尔登的导演风格——注重取景和剪辑，兼及表现主义对他的深厚影响。
巴尔登1955年拍摄的《骑车人之死》，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抗顶之作。巴尔登通过表现那女主角对骑车人之死的不同感情和态度，涉及了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刻地揭露了玛丽亚及其丈夫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伪善和自私。同时，影片也再现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巴尔登告诫大家要讲真话，实事求是是唯一的一把可以打开盒子，揭去伪装，还原事物本身面目的钥匙。该片在电影语言上也有其独到之处，景深及蒙太奇的运营构成了不同的空间，表现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取向。
《马约尔大街》讲述的是马约尔大街是某个大城市的主要街区，人们来这里逛街，消遣。银行职员胡安与朋友们常聚于此，闲来无事时搞些恶做剧。一天，他们为捉弄尚未结婚的女人伊莎贝尔，让胡安去追求她。胡安向伊莎贝尔假献殷勤，善良的伊莎贝尔信以为真，很快便爱上了胡安。胡安见伊莎贝尔动了真情，开始感到不安，几次想把真相告诉伊莎贝尔，但又怕伤害她。胡安请好友费德里科为其想脱身支招。正直的费德里克只好向伊莎贝尔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并建议伊莎贝尔离开这里寻求新的生活。痛不欲生的伊莎贝尔最终消失在雨夜里。
该片根据卡洛斯，阿尼切斯的话剧《特雷贝雷斯小姐》改编，巴尔登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并以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准确诠释了这些人物。
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巴尔登因是西班牙共产党员被关进了监狱。不久持续了30年的独裁统治土崩瓦解，巴尔登被释放，西班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巴尔登执导了《假日》。一名机械师胡安利用假日骑摩托车去外地旅游的所见所闻，巴尔登以幽默的手法表现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
巴尔登曾说过：“电影就是证明，不然就什么也不是。”《假日》再一次叙述并表现巴尔登的这一观点。
2001年春天，电影学院举行了巴尔登电影作品展，80岁高龄的巴尔登先生来到了电影学院。带着他辛苦一生的血汗拍摄的影片和同学们交流。
问：请巴尔登先生谈谈对中国电影的印象？
答：坦率地说，我并不是非常地了解中国电影，只是看过几部代表作。不清楚他们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或者它是高质量的还是平庸的。 在电影节上我接触过中国的张艺谋和李安导演。他们的作品在好莱坞和欧洲得到了广大的肯定，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很喜欢。
问：作为西班牙的电影大师，请您谈谈对50年前西班牙电影的看法？
答：可以说，那时候电影的创作有着一种冒险性。当时制作电影非常个人化，但是只要个人努力就会取得成绩。如果要作出反映现实的精品却很不容易。我们要相信人们的力量，要有虚怀若谷的精神。按照好莱坞的说法，好的电影是要导演和妻子，以及千百万人都喜欢。制作一部好电影，要关注世界，从取得自由方面讲，把现实和个人都得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个人经验谈，拍一部长片在看样片的时候，我发现其中的情景同个人平时看到的情景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此发现拍摄一部优秀影片的困难。我觉得这可能是接近上帝的一种职业，因为你得把一切混乱无章的情景收拾得井井有条，当制作人对准蓝天，白云，光线等，他应有能力把光，声音表现得完整起来。同时做为一名导演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谦虚精神。根据苏联一位电影大师的说法，美德就是耐心，作为导演就必须用耐心和虚心的精神才能使电影精彩并流传下来。电影是稍纵即逝的艺术，我们就应把这些光线传给观众，这也许是我的电影至今还有艺术生命的原因。作为一个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期间拍电影的导演来说是困难重重，但阻挡不了我前进的车轮。《骑车人之死》是我1955年的影片，并非原版，因独裁者制约而删减，但从中也体会了我影片生命力和艺术价值。
电影观众看电影都是有一种立场，现在一些青年导演流行玩暴力，毒品影片，其实我不应以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个社会，我个人认为，那些暴力血腥的东西可能是昆汀，塔伦蒂诺的拿手好戏。观众应采用主动方式接收电影。我喜欢英国电影，因为他们采取人道主义，反映矿工等下层人的生活。
问：巴尔登先生，谈谈你的信仰好吗？
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中共建立五十周年之际，我来过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下，人们应当极尽所能获取所需，这我始终未改变。我也通过电影语言，画面的表现力来实现我的想法。作为共产党员和电影人的双重身份，并不会分歧，而是有机会结合起来，跟着党的路线走。 问：你怎么看待电影？
答：关于得奖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世界电影院由美国电影业巨头与电影工会抗衡产生，奥斯卡已征服了大量的观众，渗透到全世界。如同罗马帝国，将其音乐，服装渗透到全世界，如殖民帝国将文化渗透给全世界一样。我对这一点并不奇怪。我在学习电影的时候，老师让每人谈谈对电影的想法，我认为并不要出奇，只是一种世界观而已。从西班牙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很多人民都能纳入电影。我想起一个叫《幸运之龙》的日本电影，一群渔夫发现两个太阳，其一为原子弹爆炸，这群人并没有看病，而是继续卖鱼，这作为一种真实的事件记录下来。
问：贾维尔-巴尔登——你的侄子刚刚获得了奖项，你怎么看待他？
答：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为我侄子感到自豪。他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诗人，这个诗人是位著名的作家和同性恋者。它是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任何影片无法与其媲美。哈维尔是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不会迷失于好莱坞的工业的花花世界里。在美国的电影节上，很多人以称他“王尔德”表彰他。他不会为名声所累，如其在《母亲》中一样。这次在放映的影片中，他在阿莫多瓦的《颤抖的肉体》里有精彩的表演，我个人认为阿尔莫多瓦的影片非常平庸，我很不喜欢他的作品，在《嘴对口笛》中贾维尔的表演更细腻。
问：《母亲》仅17分钟，谈谈它的创作？
答：这是一个好的剧本，一部残忍的影片。母亲几次大难不死，但我并不是让观众去杀母亲，她是很有意思的黑色幽默喜剧，构思很精彩，加上我妹妹皮拉尔-巴尔登的表演为影片更增色不少。
问：你在拍电影的时候，怎样去选择一个好剧本？
答：我拍了几部影片，从来不选择剧本。不是不去选择，是实在没有剧本，我一般都是自己创作。电影是一种全方位的手工艺品，我很羡慕得到好的剧本，也许是我的运气不好。 电影史上确有大导演根据好剧本拍摄的影片。我认为剧本很重要，我的创作都是靠经验和他人合作而成。
问：你怎么看待好莱坞电影？
答：西班牙电影已陷入了一种自恋自爱，对美国模仿的状态。这在人们当时不存在，他们的无聊和暴力性造成了他们的急功近利。美国大片占西班牙的85%，而我们自己却只有15%。现在的执政党追逐好莱坞效应，而欧洲的法国却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作为一个主张的棋手主张同美国电影斗争。1959年我的《复仇》获得美国奥斯卡提名，当时只是圈子里的事情，而放到现在可能人人尽知，我对好莱坞的光环不抱任何兴趣和希望。
问：《马约尔广场》是《马约尔在街头》的续集吗？
答：首先它不是续集，是真实的故事，名字叫《重返马约尔》。影片讲信息系学生采访当初拍摄《马约尔大街》的幸存者作的报告，反映出西班牙并没有发生我们所希望的太大变化。说它女性主义色彩浓厚，这只是一个梦想，还未找到投资来实现，因为这里缺少脱衣舞和血腥暴力。
年尽80岁高龄的巴尔登先生一生共拍了可数的几部影片，但是他在西班牙乃至世界影坛的地位不可忽视，巴尔登是属于布努埃尔之后绍拉之前的一代导演，他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弗朗哥独裁专政时期，评价巴尔登的电影要承认他在一个特殊年代所起的先锋作用，身为秘密的西班牙共产党，巴尔登本身对西班牙电影进行革故鼎新的愿望进行创作，他作品中的人物促使人们认识西班牙。
巴尔登在影片中所表现的人，社会各阶层都是僵化，孤立和封闭的，影片中的人物总是有个觉悟的过程，人物的结局也大多是悲观的。在艺术上巴尔登认为剪辑非常重要，蒙太奇是他电影观念的基础，它充分利用景深创造令人震撼效果。不同置疑，巴尔登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一生是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