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　译

在今天作为电影导演暂露头角的青年中，最为奇怪的是艺术野心的匿乏。

许多年以前，新锐导演的处女作表现出一种力避陈规的强烈欲望。这种态度其后被称之为“先锋派”，他们最典范的作品无疑是雷内·克莱尔的《休息节目》（1924）。

不是所有这类影片都是杰作，离那实在太远。它们中的一些作品是那么蠢甚至于矫柔造做。但我敢肯定地说几乎每一部作品的作者在工作中都没有任何商业意识。他甚至在根本上有改变世界的信念，但是干这一行可以给他带来金钱的想法与他的思想离得太远。

现在我吃惊地看到，魁梧的青年们索兴以冷静地拍摄《紫罗兰的心》（一出五幕戏剧）或《沙龙中的夫人们》（一出军队大闹剧）开始他们的事业。在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幻想。他们认识到那些我们不去做的事，或早或迟必须去。较之我们这些将大量岁月投注在我们心爱的幻想中的人，他们更少天真，在第一个机会来到时他们就首先跳进粪坑，甚至没想到要掩住鼻子。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对合作意图悲剧性的放弃，这种对资本的奴性，这种对所有尊严的忽视？我们现在必须失望吗？在其它领域都未致于此。

电影制片人是资产阶级的儿子。他们将他们的事业带进他们堕落阶级的贫弱之中。第一批进入影院的观众，经常在电影放映的时刻决定着影片的成功，也是资产阶级的观众。直到他们已裁定一部影片成功之后，邻近的影院才会决定上映它。作为一个结果，电影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就被那些越来越远离人民的人们控制和管理起来——我们年复一年地目睹这一过程。因为护城河在高贵团体的巴黎与工人阶级的巴黎之间流过，在一面的练习曲与另一面的巴士底狱之间流过，它已在过往的岁月中变得更宽更深。很快它就将不可穿越，法兰西的首都将被分隔为两个敌对的群体。

不能再拖延下去，我们必须将法国电影交还给法国人民。我们必须将它从生产盈利者、诡诈的商人、以及伪明星手中夺回来。

我们必须要求我们年轻的伙伴帮助我们创造一种我们青年时代梦想的电影。问题不在于拍摄“先锋派”影片：问题在于拒拍任何不出自我们内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