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完《影评的批评》一文就知道会让不少人愤怒的，这正如我观看一些文章时难以忍受    作者的思维混乱和失语。如我所料，文章一出来不少人就马上回应。我原本想仔细看看，  希望因为我的批评引起的批评能更有理性一些。可是，我失望了。在那洋洋洒洒的众多文章和帖子中，发现那些反驳我的只是愤怒和反驳的姿态。其中有些作者还要逐条批驳，甚至还牵引到批评我的影片。

   我总结了一下，对方无非是想说影评不要理性、反对专业、要感性。这让我象看他们的影评一样难以理解，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和错误。如一方面指出要放低电影的姿态，似乎指责我没有放低姿态，但又提出“电影，不过是其中用来感悟或者体验生活的手段之一”。在评论我的影片时，先说影片晦涩难懂，没有看明白，接着又批评了一通。在技术上分析说录音有问题，对白听不清，可是又指出了很清楚的听到了画外传出的“我操”。那么，这句很多人员疏忽的“我操”是何等的响亮。后期制作还有后来观看，我和其他人却都没有听到。这位作者的听觉系统是我用理性思考所不能理解的。

   另外，我的一场戏中只有一个人物，被看出反轴了。几何学上两点一条直线。这位作者的轴线如何确定的？我不得而知。再说一个题外话，电影有一定的规则。但我认为，任何规则又都是可以违反的。知道规则，还要知道规则为什么而设。轴线规则是为了一场戏中让观众保持一致的方向感。但现在观众早就适应了电影的复杂手法，所以在一些欧洲商业电影中，为了让镜头更丰富，就有导演越过了轴线。这只需要细心的留意一些欧洲电影就可以发现。

   人既需要情感也需要理性。语言是一种理性的工具。所以，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概念，就是从语言学开始的。如果说诗歌、散文可以反对理性，我可以赞同。但评论绝对不可以。何谓“评”，何谓“论”？一评一论都是要思考的，要知识的。如果缺少了理性，那决不是什么“评论”了。同时，我也反对那种八股评论。比如依照某种形式，却没有任何逻辑、观点，只知照搬的僵死文章或思想。那是用来糊弄人的。

   提倡理性并不意味着提倡专业。谈到专业，中国人由于传统关系，似乎迷恋专业。我认为这是一种对话语权的迷恋。而且在电影和其他艺术领域，过分夸大专业一词也很荒唐，推论下去也很荒谬。严格说来，张艺谋也不是专业导演，因为他是学摄影的。反过来，批评一些影评专业，其实是他们没有说清楚。他们是想说明那些影评没有为大众服务。那么，大众是谁？

   罗兰·巴特曾提出不可能存在那种无思想意识、不承担义务、反应迟钝的“率真”读者。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美学的因素全都在起作用，并影响读者的反应。一篇满是个人感情宣泄的“杂文”很难说就比“专业评论”的更大众化。同样的，在我提出一些“影评的能力”时，又被人指责这是在宣扬教导论。“影评的能力”是影评究竟能做什么和做了什么。这和“电影的能力”一样具有复杂性。

   那么是否需要我所说的一种影评存在？影评并非如某些人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价值。在批评“新批评”派的基础上出现的“新新批评”派认为，批评能够独立于作品存在，自由的与语言词汇沟通，追求反应的一贯性和有效性。“因此，批评家在作品面前不必卑躬屈膝、俯手从命。相反，他积极的构造作品的意义：他使的作品存在。”（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那么，一部电影不是独立存在的一部电影，影评是使它存在的一部分，也是构成它的一部分。

   罗兰．巴特在《批评与真理》一书中写道：作品之所以是永恒的，不是因为它把单一的意义施加于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单个的人表明各种不同的意义。这既说明了作品的存在本身是不同意义的存在，也说明作品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单个的人中。那种指责他人教导的腔调不过是一种自我掩盖的方式。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话语权迷恋大概就是如此。无论一些人拥有什么样的话语权，哪怕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他也是想紧紧抓住不放。

《影评的批评》我想要说的是一个字：真。我本意不想针对某些个别的人进行批评，而是一种现象进行的。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很普遍的。同时，我也不怕批评，相反我很希望看到别人真诚的批评。一系列批评引起的连锁反应，最终会可能导致别人对我个人的攻击。哪怕我犹豫一点，就决不会写那篇文章。假的一个特征是做作。这类文章是很难读下去的。如果不是因为批评了我，我是绝对不会看的。它们之所以在我这里存在，是因为它们挂了一个批评的外衣。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电影，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真的追求。法国导演罗贝尔·布莱松在他的《电影书写札记》中有一句话说的很好：缺少真，人们才执着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