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在铜锣湾的街道里迷路了。我从街这头穿到另一头，从一条街拐上另一条街，从一个十字路口走到另一个十字路口，路过很多相似的水果摊和小服装店。
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迷路真有点矫情--在这样的年代，连迷路都这么难，尽管是个阴天，没出大太阳，无从判断东南西北，可我至少有五种以上的方法可以找到来时的路。不过，就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街头假装婉约地游荡一回吧，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我总是避免失去方向感，避免做任何看上去有矫情之嫌的事儿。现在，我需要的就是走，一个人忧伤地走，不停地走，不知道打哪儿经过，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到哪儿，不会跟任何人邂逅。
那是2001年最后的一天。我一年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劲头都在那天傍晚走没了。在2001年的最后几分钟里，我疲惫不堪地坐在一个海景酒店的酒吧里，和一个游伴、一对陌生香港男女一起迎接新的一年。这是一个无比奇怪无比临时的组合，谁和谁都没什么关系。我们喝了几瓶红酒，碰了几十次杯子，又用了所有的排列组合方式照了十几张立拍得，在每一张立拍得里，大家都很配合地做出与事实不符的暧昧亲密状（这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最需要暧昧亲密的时刻，我们被彼此用来临时取暖）。其中，陌生女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一个人租住在一个四十多平米的小屋，她在来这里庆祝新年之前刚去求了黄大仙，似乎结果还不是那么好。在这样的时刻，她最有理由心情不好，我们义不容辞地轮番祝她幸福。
接近新年时，我们一起站到外面的广场，一个大钟在头顶转动，人群越来越热闹，时间到，大家齐声狂吼，新的一年彻底到来。
努力地熬了十五分钟，大家意兴阑珊，决定回去睡觉。公路戒严了，地铁里人流拥挤，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挤作一团，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都小于0.01公分。我们被四面八方的陌生人拥着往前走，好不容易到了地铁口，陌生女要独自坐上跟我们方向相反的地铁，回到那间四十多平米的小屋，我捏了捏她的手，说：“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别再那么孤独。” 我很清楚我不会再有机会遇到她，这是我所能为她尽的最后一点义务。她点点头，说，我走了。我看到她在人群里回了一下头，冲我招了招手，那一刻她的眼里有泪光。（上帝保佑她现在已经不那么凄凉。）
新一年的第一夜我在尖沙嘴凯悦酒店的某个房间借着酒劲很快睡着了。早晨，拉开窗帘，重庆大厦占满半个窗子。这就是那个重庆森林。那个金城武和林青霞擦肩而过最近距离只有0.01公分的重庆大厦。57个小时后，在它的702房间，金城武看着林青霞沉沉睡去。“我没有想到她说的休息就是真正的休息，整个晚上我看了两套粤语长片，吃了四次厨师沙拉。当天差不多快亮的时候，我知道我该走了。在我要走的时候，我帮她脱了鞋子。我记得我妈说过，如果女人穿着高跟鞋睡觉，第二天会脚肿。她昨天晚上一定是走了很长的路，象她这样漂亮的女人，高跟鞋应该是要很干净的才对。”
而当我这个昨天同样走了很长的路的人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重庆大厦荒凉破败，像被这个城市忘了。我走出去，走到尖沙嘴的街头，阳光灿烂，人流不息──这就是香港，我少年青年时代所痴迷的电视连续剧里的香港，警匪片和文艺片里的香港，王家卫的香港，徐克吴宇森的香港，周润发刘德华张曼玉翁美龄的香港，穿越了我整个青春期的香港。在一年的最后与最初，她正因为经济萧条而凄凉着，她也在承载着我这个陌生人心里突如其来的奢侈的凄凉。
晚上我继续了自己的香港追星之旅。在传说中的兰桂坊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酷似张曼玉的女人。她坐在我们临桌，风情万种地抽烟吃寿司，我很愿意把她当成张曼玉。而一旦我把她当成张曼玉，她就怎么看怎么就是张曼玉了。
从日本料理店下一个坡，就是那家著名的午夜快车快餐店，没有放《California Dreamin》，卖炸鱼薯条的不是王菲，也没有一个穿着警服的梁朝伟趴在柜台上。14个小时后，在尖沙嘴的一个茶餐厅，我在吃一碗云吞面，这时《California Dreamin》忽然响起，没有任何征兆，就像一个迟了14小时但还是意外兑现了的约会。
一个月以后，北京钱柜。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唱卡拉OK，我们喝得都有点醉，我给他们唱了一首歌，这歌叫做我的《我的一九九七》。我学着艾敬的腔调哼道：“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香港人又是怎么样。。。。”
今天，北京飞沙走石，不知另一个香港是否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