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们都愿意相信《恶的教育》(Bad Education)是阿莫多瓦的自传，他日记簿里密密麻麻填满秘闻的几页。窥秘永远令人兴奋，编出来的故事再峰回路转也只不过是巧手的奇情，仿佛想像力一点都不值钱，要多少有多少。可是一旦贴上“根据真事改编”的标签，则等于拍拍心口保证请来了娇贵的命运之神拔刀相助，身价晋升起码一级。真实未必比虚构离奇，但肯定更有哗众取宠的功能。 这宗特殊的个案，夫子自道还带给普罗大众一种巧妙的安慰，贴身经验不但没有威胁感，反而令人觉得疏隔：教会学校的狎童事件只是某个人的私己回忆，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情况就像，神父滥用职权狎童案假如出现在社会新闻版，一定引起家长疑神疑鬼，忙忙检视自家小朋友的身心；要是由某位著名专栏作家于地盘里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大家却会踊跃当义务工程师，将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人真是能屈能伸的动物，连感受也是选择性的，原则上具备身历其境效应的传记体，经过道德观暗暗的教唆，可以来个180°的转变，让旁观者获得隔岸观火的乐趣。
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引起社会极度不安的题材，居然一帆风顺于康庄大路畅行无阻，沿途只闻欢呼之声，不惹抵制之祸。阿莫多瓦真是一只深明大义的老狐狸，大大方方在性乐园晒日光浴，喜欢借妇人之言抒怀就毫不避忌扮女装谈笑风生，乐意以同性恋真身现形便来个素面相见天花乱坠，赢得磊落大方美名的同时，也把群众的情绪玩于股掌之上。凭《关于我母亲的一切》(All About My Mother)和《对她说》(Talk to Her)两度获美国影艺学院颁赠无坚不摧的认可证，更有如罩上了铁甲，从此海阔天空，不必顾虑流弹突击，安安心心任意飞翔。
对不起，允许我鲁莽地唱两句刺耳的反调：其实阿莫多瓦这回的自我暴露，绝对不比以往的影片猖狂，创作者“我是包法利夫人”的呐喊，老早已经收录在循环录音带上不停播放。观众认定这场电影非对号入座不可，不但把自己规划在保守的安全地带，也有坐错位的危险。在男校惨遭神父上下其手的小学生，理所当然坐上受害人的位置，他青梅竹马的玩伴因为后来成了电影导演，于是顺理成章被视为阿莫多瓦的化身。一加一明显等于二，反而抹杀了其它较具创意答案的存在可能性。资深的追随者（如今俗称“粉丝”）不会不明白，这是专为无辜旁观者特备的止痛丸，剧烈的毒药藏在隐秘的角落，专候熟路的瘾君子服用。代兄从军伺机往上爬的小俊男，难道没有阿先生戏谑的倒影？化悲愤为力量的易服毒后，怎可能不是瓦哥鬼马的折射？单单把镜子对准置身丑闻外的虚构导演，未免中了真实导演的调虎离山计了。
更甚者，披着神圣羊皮的色狼，也不乏导演切身的认同。粗枝大叶的二分法，总要替性侵犯者画上大花脸，一个人既然向脆弱的儿童伸出禄山之爪，便只好乖乖饰演永不翻身的奸角。原则上这无可非议，但《恶的教育》最勇敢、最神奇的一招，是塑造了立体的“反派”人物，不仅赋予恶贯满盈的神父鲜活的血与肉，甚至使人对他生出怜惜。脱下狰狞的恶魔面具，他与你和我没有什么分别，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要为口奔驰，一样在金字塔架构里步步惊心，一样饱尝上梁不正下梁歪之苦——被他非礼的少年长大后奋起还击，身份马上调换，张牙舞爪的色中饿鬼顿时变成被勒索的受害人。
就算阿莫多瓦从来不屑遵守政治正确的规条，一而再挑战中产阶级洁净的道德观，这次走的也是提心吊胆的钢线。“企图为性侵犯者开脱”的帽子固然随时可以把人压扁，向性欲原始基地的进发，更充满踩地雷的危险：万一碰着那枚“未成年人也会放电”的炸弹，杀伤力不可估计。他的作品永远比那些规规矩矩、营营役役的同性恋电影有趣，正因为他从来没有一股为民请命的公务员味。纵使你立定心肠把《恶的教育》当是他的自传，请记住，百变的“包法利夫人”处处都在无处不在，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