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曾说过：“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幢房子。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在中国，“用电影盖一幢房子”并不现实，“用房子拍一部电影”却算得上一路传统，以《邻居》为界，身前身后的例子不胜枚举。毕竟，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没什么比房子更重要关切的了。以至于，自古以来都要在最私秘的事情前面加个“房”字，作为定语。
《邻居》拍于1981年，写的就是当时的事，高校教职工住在集体宿舍式的“筒子楼”里，为了争取一间公用的厨房而四处碰壁。我相信，这个故事里面会有很多创作人员的切身体验，郑洞天导演也承认自己当时就住在一所高校的宿舍里，感同身受的生活教育要远大于所谓的“纪实美学”。
据我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判断一个工作单位好坏的首要标准，既不是发展前景，也不是收入水平或办公环境，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甚至，单位的优劣差异还可以用房子来量化———分的是平房还是楼房，筒子楼还是单元楼，一居室、两居室还是三居室。住房质量更成了一张直观的名片，给领导送礼的是绝对不会往筒子楼里挨家挨户地找的。
《邻居》里的筒子楼，现在基本已经化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其尴尬之处就在于那种既公开又独立的集体化家庭生活模式。小时候曾在大学里住过几年，对筒子楼生活至今印象颇深：各家各户都把灶火摆在门前，一到傍晚谁吃饺子谁下面条便一目了然；有些设了公共厨房的，虽然干净些，但你使了我的盐、我掰了你的蒜的邻里摩擦也接踵而至；个人隐私几乎成空想，头天跟哪个妹妹在楼下压马路，隔天邻居大妈就会虚实兼顾地“突击审讯”；当然，公共盥洗室的春光乍现也算得上今天难以复制的景观……
真正震撼的是后来的《没事偷着乐》，张大民的弟弟五民考上西北农大，临走前在姐姐三民的婚礼上大醉一场，高声喊到：“我受够了！
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了业我上内蒙，上新疆，我种苜蓿种向日葵去！我上西藏种青稞去！我找个宽敞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那一年，兴起贺岁片热，我记得住的只有这一部。
就在头一年，我高中毕业，一家人终于搬出了20几平方米的简易楼，即便不种青稞苜蓿，也算“爬出来了”。
说起来，中国电影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近现代民居史，而房子的演化又是民生的一种刻度。到底用电影盖房子，还是用房子拍电影，也许并不重要。
用电影盖一幢房子用房子拍一部电影
2004-08-22 00:00:00 By: 如如何 Author:刘帆
2004-08-22 00:00:00 By: 如如何 Author: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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