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活着》并不如他的《英雄》和《十面埋伏》那样具有什么大手笔，也不如《红高粱》能赢得国内观众的一致叫好，因为我们在国内并未能见到此片的公映，而是在国内一直被封杀，距今已有十年，但这部影片却为张导在国外再一次满载而归，赢得夏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也为葛优捧回了最佳男演员的称号。 掐指一算，这部影片应该比《阿甘正传》拍摄的早，如果拿这两部影片比较，是因为他们在剧情的安排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阿甘正传》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他讲述了一个好心人甚至是有些智力低下的主人公在美国风云变换的大时代背景下自己生命的意义。《活着》其实也一样，这种讲故事的手法我们可比人家又早了一步。
在原著中，作者并没有刻意突出时代的背景，但这正是电影剧本改编比原著成功的地方，我欣赏这一点，因为自从看完《阿甘正传》以后就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我们的电影没有这么巧妙的用一个人物把大时代表现出来。现在看来不是没有而是制度不允许，《活着》到现在还没公映，连DVD都是日本某株式会出的。
福贵就是一个阿甘式的人物。旧社会的小财主败家子，破产变成贫农，靠着唱皮影四处讨生活，遇到战争自己又被抓壮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然后解放了，一个小人物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经历了国家号召的所有运动：在惩治地主恶霸的斗争中看着龙二在公审大会中被五颗子弹结果了，吓得尿裤子；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因为区长要检查练钢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自己女儿，因为生孩子时医院已被红卫兵学生占领，大夫被拉去蹲了牛棚。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吗？不是！因为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始终在某时代下生存。除了努力让自己生活的好些，他们很难去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一个时代享受一个自己的时代。美国也一样，阿甘也一样。但会有人把不幸归于时代的结果。
在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与惊讶一个几亿人民的国家，在三十年里人民的生活在随着政治而动，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那可是几亿人跟一个人一个思想走啊。你能不佩服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治国手腕？这就叫“政治”。一个想造福全体劳苦大众的伟大理想，可无意中直接的伤害了大众，使他们受伤害在政治的游戏中。
这部影片给福贵设计了一个可以讨生活的手艺，就是唱皮影，原著里没有。这是一门艺术，张导就用了郝娃子的那个戏班，而现在郝娃子的皮影手艺也已随着他的去世而失传了。我们只能在这部片子中看到一点残存的影相。虽然这皮影戏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是觉得皮影摆弄的很好看，而并不喜欢听那唱腔，因为并不见得听的懂，年轻人就更不耐烦了。但对电影艺术性来说这无疑是丰富了。但对是否吸引观众，有用吗？不如去唱信天游！
我看过余华的原著，觉的比电影好。虽然塑造了一个很惨的人物读起来却总让人感觉不到悲凉，而是让人看到活的勇气与意义。那种感觉很不用去体会，就一直摆在那儿。从翻开书读第一段文字你就感觉的到。福贵真的很惨，赌钱气死了老爹，然后死了妈，儿子，女儿，老婆，甚至到晚年还失去了外孙和女婿，总之身边的人一个个的都死了，可他竟然没倒下，反而越活越看的开。到最后合上书本眼前总是出现一个场景：就是老福贵在那黄灿灿的田野上哼唱着小曲。不得不佩服的说一句话：“那老头活的真自在！”越嚼味着越悟出：这活着真比死更需要勇气，死真是太容易了！那战场上伤兵一夜之间冻死了一大片，生老病死都随时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扛不住了一死了之，容易的解脱了。当然电影没有把福贵的惨状都拍完，保留了他老婆，外孙和女婿，在最后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俗套结尾。有时我想这也许是对悲惨人生的一种妥协，也是电影对艺术的妥协。咱就要是把福贵的惨状一一展现出来，最后留给观众一个困惑与忧愁的眼神，让我们问问自己是否能有福贵那样对待生活的勇气？
改变社会，创造历史，成就伟业，那不是咱小人物干的事，我们只能好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在灾难过后，好好的活着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