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份《一个都不能少》获得第五十六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狮奖,张艺谋第三次举起了欧洲三大电影节(威尼斯、柏林、嘎纳)的大奖奖品,他可能已经是获得大奖次数最多的华语导演了。这次获奖意义不同以往两次,想当年,《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两部影片都在国内具有巨大的反响,艺术上得到评论家的认可,商业上都也获得巨大的回报。而《一个都不能少》在国内影评界开始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有的对张艺谋的艺术创造力表示了怀疑,张艺谋称自己为艺术电影导演,他就不可能对影评界的不一样的声音置若罔闻;另外《一个都不能少》的发行方式也不同与以往,中国电影公司一次性买断发行权,张艺谋明显对影片的商业效应也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以前的作品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发行,一次性买断发行权,虽然他的影片还是可以获利,但是获利的比例很有限了。
电影
从《一个都不能少》还没有完成之前的宣传来看,张艺谋的心态就很浮躁,首先,全片都使用非职业演员,这是他所采取的纪实方式所必须的,可在宣传中非要说是中国电影中的首创,其实在很多年轻导演早已尝试过的方法,如王小帅《冬春的日子》、贾樟柯《小武》等。
张艺谋选择非职业演员扮演片中的主要角色,一方面是影片形式需要,另一方面不过是想要把这部电影更加奇观化,也是他将来的宣传策略,我们知道中国电影的观众主要还是城市观众,对他们来说看几个乡下的孩子演电影无疑是一件比电影本身更吸引他们去观看的事情。
这种宣传的方式其实也无法掩盖张艺谋导演的原创力的下降,《一个都不能少》首先在结构上和某些兴趣点上和《秋菊打官司》太相象了,而且这种自我抄袭不但没有什么进步,反而在叙事上存在许多漏洞,秋菊行动的动力是一定要找到一个“说法”,在全片是始终如一,最后当她在片尾追不上警车时,这个动力还依然存在。而魏敏芝在片中开始处对“一个都不能少”的理解是她可以获得五十元钱,可是这个动力在影片结尾处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这种浮躁和追求新闻效应的心态下进行创作,《一个都不能少》可能是张艺谋最缺乏思想锐度的一部电影。他通过奇观的方式摆出了问题,就是乡村教育或是城乡差别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需要一个社会不屑努力才能改变的问题,或是一些永远也改变不了的社会问题。张艺谋的电影的确是出色的情节剧,他非常巧妙地,抱着轻松的心态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他的影片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大团圆的结局。电视台带着城市的圣诞礼物和两个孩子回到了乡村,结尾的彩色粉笔写满黑板的煽情段落过后,影片就结束了。媒体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张艺谋本人也应该属于大众传媒从业人员之一,他是否对自己的能量过于自信了。
张艺谋
张艺谋上是有着自己一整套运作策略的,他的影片是必须回收成本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当职业道德的导演。不容质疑,《秋菊打官司》是他创造的高峰,在艺术上创造了独特的纪实美学风格,而且也能够把一个很情节剧的故事换一种说法,溶入他的纪实美学形式中,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
我们都应该理解当一位导演达到他的创作高峰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低潮期,《活着》就是这一阶段的作品,影片想通过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反映49年到78年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想法当然很有史诗的气魄,余华小说的基础也相当的厚实。可是这部影片因为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可避免地在题材上触及一些中国电影的禁区,譬如,对历次建国后历次左倾过激的政治运动的表现,特别是涉及文革时期,要知道除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因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在电影中可以出现文革阶段的影象,87年后几乎再没有文革题材的电影了。这种创作方式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的结果是,《活着》无法通过电影局的审查,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张艺谋不得不转变策略,想通过国外的关注来改变电影的命运。《活着》是当年嘎纳的参赛影片,张艺谋为了做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迫害的状态,人在巴黎,却向新闻界宣布中国政府不让他出境,他无法参加嘎纳电影节。《活着》获得当年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相当于次于金棕榈的二等奖)。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一部彻底回避一切敏感话题的作品,在影片中甚至看不到一点张艺谋想在艺术上创新之处,说这部电影是对黑帮片的重新演绎都很牵强,而且他的原创力的下降在这部影片中也有了一定的体现,黑帮片的结尾还必须放入一个封闭的小岛(他所善于把握的空间)得到全部解决。当然这部和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冲突的影片在商业上还是能够保证的。而且因为摄影师是持法国护照,当年在嘎纳电影节影片获得最佳摄影技术奖。
《一个都不能少》则彻底倒向了主流意识形态,片首放映的公益广告最能表明这一点。这次张艺谋能够获得政府的电影奖——华表奖,而且影片被国家的发行机构收购(当然后来中影公司是很有可能赔本)。说明了张艺谋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这也是他被嘎纳电影节拒绝的重要原因。
电影节
《一个都不能少》在文化界最引人注目地还是张艺谋对两个电影节的不同态度和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张艺谋首先发表声明说,嘎纳电影节有政治取向,拒绝参赛,其实是嘎纳评委会主席在之前已经不把他的影片列入金棕榈的参赛单元。而几个月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威尼斯电影节则把金狮奖给了张艺谋。
其实考察国际电影节的实质,以及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走过的道路也就不必为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感到吃惊。中国电影可能有所作为的国际电影节主要是指以嘎纳,威尼斯,柏林三大电影节为代表的欧洲电影节。电影作为大众视听媒介的一种,在战后电视的迅速发展下,它早已在六七十年代已失去了强势地位。它的文化职能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电影媒介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高清晰,可长期保存,与电视相比更具封闭性的叙事传统,特别是电影在六八年五月风暴中所处的先锋位置,使电影在欧洲已主要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载体。在大多数欧洲电影节都强调这种文化特性,各大电影节还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主题,如柏林电影节比较关注电影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威尼斯电影节则大多把奖项授予对电影本体有所开掘的作品;嘎纳电影节较为注重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可能性的结合。欧洲的电影节虽然在三十年代已开始举办,但它真正有较大的影响力,是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一方面与电影节的组织逐渐完善,电影节自身的文化地位的提升有关;另一方面,欧洲的电影市场被越来越多美国电影的占有,欧洲电影需要抵抗美国电影的侵入,加强欧洲电影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李少红的《红粉》之所以在柏林电影节能得到最佳视觉效果奖,当然和他们电影的表现有关,但与电影胶片不是使用美国产的柯达,而是用德国产的
爱克发有很大关系)发扬欧洲电影自身的特色,举办成功的电影节显得相当重要。
回顾张艺谋的电影在电影节中走过的道路,他的名字在一个阶段成为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代名词,而且他的得奖对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艺谋的得奖取决于当时良好的国内外环境。首先,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我国思想较活跃,对新生事物最宽容的时期,当时的电影行政部门希望有电影得到西方大电影节的奖项,表明中国电影的文化上的特殊品质。其次,张艺谋电影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第五代电影三四年不泄创作所形成的文化积淀,第五代导演都亲身经历文革,所以在创作中非常有意识地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反思,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表现内容必然产生新的电影观念,第五代电影放弃中国电影中长期潜在的好莱坞模式(当时最成功的导演谢晋的电影是这一模式的代表),他们所追求的新电影观念恰好是与欧洲电影观念暗和的。最后也是最重要,可以不计算回报的电影经济旧体制还在运行,当时国内电影的投资几乎全部来自政府,他的创作在资金方面的压力要比以后的艺术片导演小得多。张艺谋的得奖以及此后而来影片的卖座,为第五代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改变了电影在中国文化界眼中保守的形象,使中国电影第一次处于了国内艺术的先锋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得到官方的认可,在比较良好而宽松的环境中确立第五代在国内的地位,第五代电影在国外成为中国电影的当然代表。第五代电影主流地位的确认使中国电影的观念和制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初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东方奇观以其他方式出现,相对现实的中国影像开始有机会被纳入西方的视野。但西方还是希望见到与他们的想象相符的与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影像。摇滚乐作为经典的反主流的艺术形式迅速和其他不触犯法律但不轨的行为方式成为年轻导演影片中的重要主题,影片中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一小部分人所能经历的,但与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距离太远,必然既被主流意识形态打击而得不到公映,又赢得不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这些电影明确地表现中国在理想失落以后的茫然的情绪,但制作电影毕竟不是政治表态,否则这种创作方式和他们所要反对的又有什么区别,当然这种态度可能能够赢得某种利益。
东方奇观依然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第五代导演最先获得国际奖项,并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果,海外特别是港台的资金对其进行投资,希望借助他们在西方的影响力来打开西方艺术片市场。电影如果从实际操作角度说只是一种经济活动,资金来源的不同必将改变影片本身的艺术趋向。此时的资金不再是体制内不求回报的资金,作为一种商业操作必然要在艺术上有所屈从,并且是随着投资越大这种创作上自然而然的约束越大。陈凯歌就是因为在《边走边唱》的创作中没有把握好尺度,造成此后两三年内失去了拍片机会。第五代导演在经历资金回报的困扰后,导演群体本身经过优胜劣汰之后,无一例外的转向情节剧电影的拍摄,他们的电影的影像的确越来越赏心悦目,故事越来越精巧完整,可也逐渐失去他们处女作的原创力和激情。
电影在电影节上得奖实在是一件和影片的艺术创作无关的事情,这样说可能太极端了,可是事实大概就是如此了。张艺谋这次获得金狮奖,很有可能是三大电影节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实在没有必要为获奖或没有获奖有太多的感慨,因为电影本身是最重要的,许多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都是没有得过奖的,许多获得大奖的影片都渐渐被人遗忘,几十年看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个都不能少》是对影片最重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