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大地话语对天空话语，爬行话语对飞翔话语，阴冷话语对炽热话语的全面胜利。
……它引发出一种本体论方面的变动：向上和垂直的神学话语，最终被水平的和在下的世俗话语所取代。
　　　　　　　　　　　　　　　　　　　　　——朱大可《禹：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

　　终于有一部电影开始成为手术刀，冷冷地朝着民族传统道德意识和文明缺陷的向度沉重地切去，顿时陈列出血肉淋漓的剖面。它绝不是那些在无限“撒娇”中欲盖弥彰地作秀的巫医；甚至也不是潜移默化式的感性的中药或形而上的理性的西药；它绝对是一柄锋利尖锐的手术刀，无论它是来自于华佗还是希波克拉提斯。
　　一部电影有许多种观看的方法，《盲井》确乎在闪现着人性中无比冷漠刺目的恶之光，或是描摹着一种爬行话语的胜利。恐怖的黑暗和阴沉悄然四合，人性善恶的语词论争依然从久远的间隙中投射出来微茫的亮度。
　　善耶？恶耶？这真的是个问题。

普遍的恶

　　从井口仰视天空，一如既往的空洞遥远虚无，随着躯体向井底的沉降，四周的黑暗成长起来。天空犹如一块重量向井口压下，越来越低越来越近，直到天空与地面之间丧失距离，并将地面上的一切统统逼入地下。
　　井口似目，目却瞎着——是谓盲井。
　　在失去光明的黑暗深处，人性中隐匿地爬行着的恶被倏然唤起，恶的直立行走无疑是在迎合黑暗话语的降临。又一株恶苗在黑暗里成熟起来，奇诡的构思、精巧的布局、完美的演绎竟使其变异出荒诞绚丽的花朵，继而缔结出以虚假的亲情为表皮，以世俗的伪善为内容，以利益原则为核心腐烂而完整的果实。每个被牵涉其中的人纷纷蜕去原有的外壳，开始进行以恶为名义的对话，发表恶的陈说，语词之间，人性之恶愈加焕发出光鲜照人的色彩。
　　唐朝阳和宋金明两人在小煤窑当矿工挣取菲薄的酬劳，在漆黑的矿井下面他们兴奋的发现了一个“商机”——首先找到一个素不相识且渴望靠卖力换钱的民工，然后以亲属的名义一同去某个煤矿打工，通过周密地筹备，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一次“冒顶”，于是“亲属”被砸死在井下，二人再利用矿主急于掩盖事实的心理，趁机讹诈一笔“抚恤金”，遂溜之大吉分赃行乐。高效和暴利带给二人无尽的“甜头儿”，他们像成功商人一样享受赢利的快感，并加速“经营扩张”，以求得利益最大化——一次次地“经营实践”催化着这种“死亡经济”的发酵。《盲井》一开头就演示了其“经营活动”的范例。
　　在我看来，《盲井》的故事颇为典型，尽管一些人认为它只是表现了一个偏僻角落里的特殊人群的特殊生活和特殊状态，但实际上其传达出的人性之恶确实极具普遍性，绝非特殊或个别。我曾在某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几个农民相约去某建筑工地做临时工，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在工地上选择一个众目睽睽的时机开始表演“事故”。其中一人做坠楼状躺在地上百般扭捏地嘶喊起来，痛苦不已。其余同伙立刻赶至，迅速把他送往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及X光照射，确诊此人腿部骨折。工地负责人当然害怕因此在“安全生产”的问题上出漏子，于是选择“私了”，赔偿医疗费、营养费、康复费等若干款项。这原是件预谋的“事故”，“伤员”腿部的骨折是早已愈合了的旧伤，几个民工很清楚X光能照出骨头上的裂痕，却照不出折裂的时间。得了赔偿金后，他们便去享乐，钱花完了就再换个工地如此“表演”一番，居然屡试不爽。直到有几个相识的工头在闲聊时一同谈起此事，众人才堪破玄机。
　　“矿井事件”、“骨折事件”都着实是些令人尴尬的“智慧”。在我们生活的别处应该还有不少类似的故事上演过和上演着，无非方式与程度各有千秋，《盲井》仅为其中一个代表罢了。如许令人尴尬的“智慧”的生长源恰是普遍的人性之恶。

恶的言说

　　恶的黑暗在井下滋长地愈发蓬勃起来，高温和潮湿毫无人性地助纣为虐，善的光晕甫一闪现即被吞噬，不留余地。爬行话语主宰了一切地下的空间，忠诚的为恶摇旗呐喊、拓疆辟域。
　　盲眼望去，了无生机。
　　《盲井》的世界阴郁着，原始的兽性吃力地维系人际间匮乏的交流，人性也剥离出最赤裸的欲望恬不知耻地附和。咒骂凶器性欲汗水钱煤灰嫖客血烟尘酒肉妓女眼泪死尸喘息昏天暗地地搅和在一起，绘制成溃烂颓废的画面。
　　唐朝阳和宋金明且不必说，一个个矿主也均是狡诈暴戾之徒；歌厅和发廊的“小姐”们简易地操作着皮肉生意；一群群矿工各怀懵懂的私心浑浑噩噩。文明在这儿睡着了，一切喧嚷和聒噪都无法将其唤醒。与恶相比，善的力量显得渺小而可笑，就连宋金明在最后时刻瞬间迸出的一星善的光亮也被唐朝阳毫不留情地一棍砸灭。
　　元凤鸣曾让人产生过一种错觉，误以为善的种子要从他这里发出芽儿来。他年轻真挚单纯有文化肯吃苦，似乎具备了反叛黑暗的前提和点燃光明的条件，但饱和了恶的土壤岂能生长出善的植物来呢？迫于生计问题，元凤鸣辍学离乡只身漂泊，到处寻觅务工的机会，不料初涉人世便着了唐、宋二人的道儿——他迫不及待地加入进出卖自己性命的同盟中。
　　元凤鸣仿佛从不曾背弃自己的灵魂，他始终念念不忘富足之后的追求；始终保持用善意的眼神看待事物；始终为能达到目的甘流血汗；他甚至还用工休闲暇去读书学习；然而他却始终不曾觉察恶的阴影早已悄无声息地浸入骨髓，并将伴随他青春期的成长一同发育起来——有时候与其把一种单纯叫做可爱，还不如把这种蒙昧叫做愚蠢。
　　其实，事情并没有朝着元凤鸣希望的方向发展。
　　其实，事情并没有朝着唐朝阳和宋金明希望的方向发展。
　　其实，事情还是在朝着“恶”的方向正常发展。
　　井下的那次人造冒顶还是如约而至，在烟嚣尘上都归于平静之后，元凤鸣领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唐朝阳和宋金明的人命钱。在元凤鸣身上，善的种子终于又一次生长出恶的果实。
　　唐朝阳和宋金明的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善恶报应，而应当将其理解为对恶的奉献，正是他们化作恶的“春泥”滋养了更加硕大的恶之果。无疑，在矿主那间永远乌烟瘴气的屋子里，元凤鸣的确可以阻止恶果的最后成熟——只要他讲出井下的真相和“亲属关系”的真相。然而他理所应当的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他将得不到任何“抚恤金”。
　　揣着“抚恤金”的元凤鸣的身影渐渐远去，现在追究他确切的身份；他与之前死去的“元”姓民工的关系或有否关系都无关紧要。望着他的影子不禁令人困惑起来——这是在标榜爬行话语的胜利？或者竟是在嘲弄知识和智慧的变节？极端的恶的言说此刻如同神秘巨大的黑洞，吸纳着一切常态的光明的事物，使其偏离各自固有的轨道并沦落为未知时空的残渣。

善恶飘摇

　　有不少人曾经讨论过《盲井》故事的地域属性。多数人认为《盲井》描述的是河南，理由是片中人物的口音、拍摄的地点以及原著者的籍贯等；另一部分人认为是在描述山西，理由是故事的原型及小煤窑实际存在的现状和数量等；还有些人认为是河北，理由是原著者目前的所在地和创作环境等；另外还有更多的观点参与其中众说纷纭。在这起“定位”事件的争执中，各个地域的所属人群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以语词暴力为手段的“禅让”方式，力求严谨认真和蛮横地挣脱《盲井》的阴影。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心态——没有人希望如《盲井》之类不光彩的事情发生在自己所属的群落中，无论那是真实的描摹或是虚无的假想，因而不可避免的由此生产出大量话语的盲肠。
　　不过《盲井》只是以一种艺术作品的形态存在，所以也只能以理解艺术作品的方式去解构和分析。
　　直击参与“定位事件”争执的区域，普遍存在一个地理方面的共性，即同处于我国中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一带，也就是我们在传统意义上高度认知的中华民族及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一点至关重要。由此可以清晰地触摸到《盲井》最深层的命脉，那血管里奔腾的东西绝不仅仅是要淹没和漂涤某一个地域的道德意识或文明缺陷，而是要将一种批判的力量和内省的基因充斥进整个民族传统道德意识与文明缺陷的庞大肌体中去。实际上，片中几位主人公的姓名也早已露出这种隐喻的端倪：唐朝阳、宋金明、元凤鸣。其间包含了“唐”“宋”“金”“元”“明”等部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若不计牵强，倒也颇具意味。
　　在众多对《盲井》的读解中，一种最普遍的意见是：《盲井》留下了个“光明的尾巴”——元凤鸣。其实我也极希望元凤鸣真的能成为那个“尾巴”，假如这样，井下便会溜进去一线阳光，便不会阴森到难以挣扎，同时《盲井》这把利刃却将迟钝和优柔下来。按照心理学的说法，持有“光明的尾巴”观点的人，其心宇往往是光明、良善的，他们渴望并相信事物会向美好的方面发展，坚持认为人性本善。可是，希望总归是希望——在我们并不熟悉的视线的角落和生活主流版块的边缘，恶的暴力言说顽固地存在着、蔓延着。因此，良善的心宇必须以沉静的理性为依托，以免使我们丧失对文明缺陷及道德意识的审慎批判能力，乃至使人性之善大步退行到“朴素的善”的层面。
　　诚然，我们不应该从《盲井》中仅仅片面地读解到“性恶论”，而是要通过这种对“性恶”真实的“反射”，而达到认识和批判现实的目的，并尝试建筑自觉进行文明反思的架构。
　　恶的言说在历朝历代都曾经普遍存在，当我们从今天的角度蓦然回首却是何等超脱。《盲井》里间接地涉及到一些我们这个社会的灰暗面，如贪污腐败问题、卖淫嫖娼问题等，作为不协和的背景音让人深感局促。我们不应责怪或讥笑某个时代的某些错误，但对恶本身则应毫不手软地一刀剖去。
　　盲井下的世界丑恶肆虐，卑劣鄙陋的爬行话语嚣张地宣扬胜利，然而此刻正有一柄以《盲井》为饰词的利刃朝着黑暗的最深处刺去——冷峻、无情、镇定、犀利。
　　《盲井》尾声部分有这样的镜头：死者的尸骨燃为灰烬，化作污秽的尘埃从烟囱口飘出，随风而逝。突兀的烟囱仿如一柱香，招摇着对恶的祈拜或预示着对恶的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