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伍迪·艾伦(Woody Allen)使用他惯用的喜剧手法拍摄了《罪与罚》，在伍迪·艾伦的众多影片中这算上是一个明显的悲剧影片。故事的结尾与他很多影片类似，依然使不同的观众陷入了无法判定和选择的悲喜夹缝之中。影片的两个主题正是片名所阐释的：罪与罚。主人公在影片中不断地也是不由自主地陷入不同程度上的自责、救赎和寻找爱的过程之中。在影片极度渲染的自责氛围中，气氛和情节所带来的不安仿佛也同时在令所有观看影片的人同时陷入一种方式各异的自责之中。人们的自责来源于内心不程度上的虚伪和缺乏面对责难的诚实和勇气。这是影片“之外”所带给我们的。伍迪·艾伦虽无意着力去揭示中产阶级的病症，但影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恰好反映了被当今人们所向往的中产生活的虚假和无味的一面。在伍迪·艾伦看来，所谓的高尚中产生活无非是片中两个主人公罗尔森和莱斯特所展示的那样——富有、成功、温馨的家庭和甜蜜的爱情，并极力不惜代价地保留住这一切。在两个几乎平行发展的故事中，伍迪·艾伦分别注入了不同的情感因素，严肃或轻松，但都没有离开本质的生活。在叙述两个故事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故事的故事中或许还讲述了同一主题的故事，这是导演在刻画主题的深刻性上所下的功夫，但就其效果肯定是智者见智了。 一种独白式的自赎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一次自赎呢？上帝的眼睛是否真的会看见人间的罪与恶呢？上帝他会作出正确的惩罚吗？一个因为爱而要摆脱一段爱，在选择了充满罪恶感的解决方法后，他仿佛真的躲过了上帝的眼睛，也在更加温馨的家庭之爱中得到了救赎；另一个在顽固并成功地讽刺了一个富有但不失滑稽的情敌后，完败于寻找爱的过程之中，他的结局成全并验证了一个爱情的诞生。在寻找爱的过程中真的可以解决一切吗？在没有新的可选择的之前，就让我们姑且相信这个吧。
伍迪·艾伦的影片一向与那些外表体面内心龌龊的知识分子或者上流人士作对。当事业一帆风顺的尤达·罗尔森医生被授予致高的荣誉时他甚至羞涩地脸红了，可是这个罗尔森却与另一个女人多拉丝·普雷保持了两年多了恋爱关系。当他看到一封多拉丝写给妻子米瑞姆的信时，他毫不犹豫地私开妻子的信件，毫无疑问，这封信事关重要。这是一封情妇要向妻子“开诚布公地说清楚”的信。罗尔森紧张地将信扔进了火炉——他怎么能允许自己的丑行外露呢？或者说，这样一个体面得发光的上流人士是无法正视自己不体面的现实问题的。尽管童年时父亲的教诲——“上帝的眼睛在看着”他（宗教），都无法使一个人在尽享虚华之“荣”时自觉地将之摆脱。看来人类的大多数（包括你、我）是多么地需要这个原罪啊，甚至一刻也不会使之离开自己。世界名城的高级餐厅、莫扎特唱片、周末高尔夫，等等，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的常识，这些社会地位高尚风雅倜傥的人们在任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地懂得享受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以此为荣。热闹的场面、各界上流人士的关顾、崇拜者的吹捧、体面的仪式、众人的羡慕乃至崇拜的眼神……还有更多更多的可以使一个人迷茫，至少是陷入虚幻假相的境地都使罗尔森最后做出了“好莱坞式的快乐结局”的决定。
罗尔森的老情人，退役的航空小姐多拉丝，蜡黄的脸在显示她已青春不在，她急着要“以某种方式解决掉”眼前令她“无法忍受的处境”，她急躁地不断地“干扰”着罗尔森的正常生活，她发疯的行为在表明这是一个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的女人。而罗尔森试着提出分手的时候，她歇斯底里地打断了他，并表示不会接受他给予她的经济补偿，她要的是他这个人。多拉丝的爱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应该付出的那部分，她坚持地认为这件事有必要跟罗尔森的妻子米瑞姆谈谈，因为“她也是当事人”。多拉丝难以忘怀的是两个人初识之时的那段幸福美好的日子，她享受着那罗尔森曾为她营造的浪漫遐思的一切。当多拉丝意识到罗尔森的谨慎和厌烦时，她不惜用罗尔森曾经挪用公款的行为来威胁他，可怜的多拉丝此时已成为一个为爱而疯狂的女人。罗尔森为此感到束手无策，他知道自己满足不了多拉丝提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再也无法面对流着眼泪交给他生日礼物的这个女人了。
罗尔森的患者及朋友本，意气风发的电视制片人莱斯特的弟弟，正是一位研究宗教的学者，他不断地告诫罗尔森最好将实情尽早告诉米瑞姆。可是一贯以正派成功人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罗尔森，无法将角色置换成一个对着妻子说了两年谎的下流伪善之徒。最后罗尔森被迫决定将这个“打乱了别人生活的”女人除掉。
除掉多拉丝的夜晚，罗尔森一家正在招待客人，他们一家人还正其乐融融地商量着要去哪个国家旅行。伪善的罗尔森祈祷上帝可以原谅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他是“被逼无奈”的，因为他要挽留住自己幸福和睦的家庭，因为他不甘心看到多拉丝去破坏他已有的一切……在接到电话确认了多拉丝已被除掉后，罗尔森精神恍惚，他回忆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甚至那段欢乐的日子是他的妻子都不曾给予过他的。他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多拉丝的家，也就是他们曾一起度过很多快乐时光的地方。在多拉丝家中，多拉丝的尸体也许还冒着热气，镜头聚焦在多拉丝那不能闭上的双眼上，她仿佛凝视着自己的一生——她的生活中好像并没有人犯了什么错误，至少没有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可以这些信仰上帝的人却以结束她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安静”；很显然，这个有事业有人追求的前空中小姐在追逐爱情的路上也没什么错，上帝并没有规定结了婚的男人就不能爱，何况他还是那么优秀，那么懂得讨她的喜欢。此刻导演伍迪·艾伦安排了与片头部分截然不同的类型音乐，如果说片头的爵士乐可以恰当地映托那种中产阶级醉心盛世浮华与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话，那么此段过于悠扬的提琴协奏曲则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一个人由残杀到自赎的精神转变过程。罗尔森呆望着已经永远不会找他麻烦的多拉丝，但他脑子里不可自拔地回忆起了童年时父亲对他的告诫：上帝之眼见证一切，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上帝对你的注视，他看到了正义和邪恶，正义可以得到嘉奖，邪恶则会得到永远的惩罚！
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正派”人士面对自己残杀掉曾经亲密爱人更使感到恐惧的呢？他的恐惧并不是来自忏悔，而是来自他对这段打破了平静生活的“意外之变”的慌张和难以承受。
对于导演安排下的表演而言，起初我弄不明白导演为何找了一个又丑又老的安吉里卡·休斯顿（Anjelica Huston）来饰演情妇多拉丝，很显然她的风情和姿色难符人们心目中的情妇形象。可当影片进行到罗尔森反复陷入恐惧和自责之中时（也许跟前一个角色的塑造并不关系，我拿不准，反正是此处我才产生此念的），我才体会到一个被爱情陶冶和折磨两年的女人疯癫痴狂的精神状态是需要一个有着理性外表的安吉里卡·休斯顿来完成的，或者说她在这个角色上完成得堪称天衣无缝。
罗尔森医生在与其弟在车内面谈时，他对自己的罪行陷入了自责与不安之中。当一个人自责的时候，正是他做了明知是犯罪的事情后，知而“不得不”为之时，此时的内心压力最为之大。罪恶之梦的不断袭扰、恍惚时的自言自语、无法自拔的焦虑、关于美好往事和罪恶一幕的回忆、邪恶和恐怖的阴影、带有救赎色彩的幻想、对家人莫名其妙的暴躁……一个本来善恶分明的人在有过罪恶行为后的全部苦难降临在曾经意气风发的罗尔森医生身上。但是他并不打算在现实的惩罚中得到救赎，他仍然被“根深蒂固的罪恶感苦恼着”，并在表面上逐渐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而实际上正在渐入佳境。
宗教此时遭到质疑，确切地说是耶稣和上帝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六百万犹太人和几百万其他种族人被处死，他们死得一点都不值，希特勒逃脱了惩罚。耶稣去哪了？”人们在家庭宴会中展开了对宗教信仰的探讨：选择上帝，还是选择事实？谁能够救赎那些正处危机的人们呢？上帝无为，那么“事实”可以吗？而作为历史的事实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面对的事实又有多少是真正的事实呢？注定要存在于人类世界中的真理，它在哪里？
另一个故事里，伍迪·艾伦本人饰演的“幻想改变世界，拍了电影却没有什么收获”的纪录片导演克里夫·史达恩正在电影院里，和外甥女杰坭津津有味地看着因为婚外情引发争端的电影。千万富翁、受人尊敬、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莱斯特是个名声在外的喜剧电视片制作人，作为克里夫内弟的莱斯特邀请克里夫为其拍摄一部影片，一部关于自己丰功伟绩的影片。甚至他自从有了这个计划以来，每一句听起来很体面的话就要掏出录音机保存下来，以备影片拍摄脚本和素材。克里夫看在钱的面子上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尽管认真地在工作可是他还是无论怎样都看不上这个华而不实的成功人士，他更无法释怀的是自己正在进行的关于一个哲学家的记录片。在为莱斯特工作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志趣相投的女制片人哈里·瑞德，他们的感情在一些共识和类似的品味中慢慢得以升温。
莱斯特这个“很有魅力”的勤劳、精明、自大的典型美式成功人士，在影片中得到克里夫热情的嘲讽，尽管他无法追赶上他的财富，甚是在自己老婆的心目中他还不及莱斯特幽默，但是他作为一个小人物，作为一个“看在钱的份上”为莱斯特工作的摄像师，他知道自己的志趣在哪里，并且顽固地守护着。并不是仅仅因为喜欢穿着懒汉鞋的莱斯特在他眼里是一个小丑角色，让他总是无法容忍莱斯特的还有他对哈里·瑞德的暧昧态度。克里夫极力保护着他的意中人。克里夫在保护意中人哈里·瑞德的过程中，总让人可以感受导演伍迪·艾伦的一贯习气，他总是将自己身上的小人物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克里夫在追求他自己所为的真理的过程中，总是不断碰壁，即使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尽管这又是一段婚外情，我们也不能否认克里夫已经爱上了她）也总是走两步退三步，他甚至很少有在她面前施展自己特长和表达自己爱慕的机会。克里夫只有在他的小外甥女面前才变成一个自信的侃侃而谈的人，他也只有在她面前才能把自己的心事坦白出来，他只有在她面前才正视到自己无法跟一个“有钱有名的人争”。
而过程中穿插了克里夫姐姐芭芭拉的一段恋情苦恼。芭芭拉是一个孤独少人关爱的单身母亲，她热衷于刊登广告结交男友。当她和老练的莫里相识不久后，一次在她家里两人约会时，莫里羞辱了这个可怜的单身母亲。与理性之爱对立的非理性之爱，也就是芭芭拉的盲目、急功近利的爱得到了近似乎残酷的结局。影片没有交代芭芭拉今后的爱情生活和爱情道路，但是却“无意”的将芭芭拉的女儿杰坭的未来理想透露了出来，她想作一名在克里夫看来毫无趣味的明星。谁能预料到一个孩子今后的前程或者生活走向呢？但是不妨可以将她的理想看成是电影院和更为重要的家庭因素，给之带来的影响的结果。我们也不妨在此处稍作一片刻的停留，用大脑的另一个区域的缓存还略微思考一下，电影作为一种银幕上的视觉艺术被先人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在向电影寻求和所取什么呢？或华丽时尚或赚足品味的倪裳？或奢华或生动有趣的生活方式？或精彩或失败多福多灾的人生？或高尚或卑微的人类道德？我此刻觉得电影并不能充当教化我们生活和人生的好的素材。尽管有人更愿意将它当成了解和猎奇多样生活的对象，我还是愿意将这种诞生了已百余年历史的艺术看成为生活的一个片断，一个生活中或浓或淡的场景，而所有努力为之付出的人无非只是在为观者展现和铺陈了一个既是臆想中又是现实的人生局部而已。
在电视纪录片中讲授道德、人类、生活、爱情的哲学教授莱维自杀了，作为一个人类自救的方式之一的——哲学，在此刻并没有解决讲述人自己的问题。“为了劝服留住生命的爱，一旦被我们得到就会使我们坚持下去。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冰冷的地方，我们在用我们的感情为它投资，某一时刻我们感觉它不值得我们那么去做了……”，那么我们只有“跳出那窗外了”！而学识渊博的宗教学者本，不但在患病期间乐于帮助他人，自己还轻易（乐观）地就战胜了眼盲，一些幸福的场景正在等待着他。
被克里夫引以为生活中的强者的莱维教授的自杀，让他感到一阵彷徨无措。幸好他身边还有爱，正是爱可以解救一切，尽管那是来源于一厢情愿的幻想之爱。作为一个观者，我愿意相信在克里夫和哈里·瑞德之间有一种伟大的爱正在两个人生命里面蔓延和燃烧，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爱可以燃烧的时间，但是这也无法否定这种人类特有的“爱”的伟大和可爱之处。这种爱在我看来同样也是来源于一种克制和压抑之后的致美之爱。
以制造喜剧为擅长的莱斯特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打折扣的喜剧角色，他要为如何弄出一部喜剧而大发雷霆，经他歪曲和理解的高尚优雅生活仿佛更显之本色——模仿与卖弄就是所谓高雅有品味生活之源。他诱导女演员的方式和方法，完全可以成为现阶段国内有此志向的杰出人士的教材了，生动、机智、老练，富有美国成功人士的丰富面部表情和感染力，在克里夫“敬业”的镜头下这些都没有被遗漏。如果那些有志于在莱斯特领域内也干出一番成绩的人，我想有必要提醒一下，不要忘了导演在影片中多次已经提醒过的——准备一个笔记本，上面是你用来发言的导语和引用语。
我想在现实中说不定正是哪个人的精彩论断惹脑了我们的伍迪·艾伦，使得他在影片中“歹毒”地将这句“如果它是扭曲的就是有趣的，如果它是破碎的就是无趣的”指引为一头驴子发出的叫声。那位曾以此论断还得意过的人看到了伍迪·艾伦这样恶毒的嘲讽后，一定会背过气的。
克里夫仿佛是在电影院的老电影中度过了四个月。在一场婚礼上，克里夫吃惊地发现即将还要发生一桩婚礼——遭尽克里夫挖苦嘲笑的莱斯特和克里夫的意中人哈里·瑞德订婚了！“这是现实，在现实里我们都需要理智，否则我们无法继续生活”，罗尔森的获救般的告白同样启发着陷入无助悲伤的克里夫。只不过克里夫习惯得到的是一种悲剧的结局，甚至这种习惯还沾上了一点“被迫”、一点自我强迫。
同样为一段婚外之情，一个是奸情、谎言、谋杀，一个可以称之为克制、碰撞、归宿。但对于我们的两个主人公来说，其结局就如同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一样悬殊，乃至不同。罗尔森在抵消了自己强烈的自责和罪恶感后，继续了他的“富有、幸福”的生活；克里夫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为自己曾经的嘲笑买单——他讽刺了莱斯特却体无完肤地败给了后者。后者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胜利者、统治者，甚至是在精神上也应如此。我想每个人可能对哈里·瑞德最后的决定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我的理解是——可以理解。哈里·瑞德选择了一个在她看来“懂得关心人、有同情性能并且浪漫”的成功富有的莱斯特，可是她在克里夫面前述说的这些理由好像并不能取得他的理解。毫无疑问，克里夫此时也认识了自己是一个不择不扣的悲伤的沮丧的失败者！一个在爱与不爱上已经做出了决定的人，是很难讲出真实的关于爱或者不爱的理由的。如果你已经不爱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会开口告诉这个人，他/她被抛弃的理由的；同样，你爱上一个人，也很难告诉对方你的爱的真实位置。这两种时候，我们都需要为自己为对方寻找到一个看起来更为体面更为动听的“真实的、货真价实”的可靠的理由，以摆脱眼前的纠缠。
已盲的学者在女儿的婚礼上与新娘翩翩起舞，父女在众人的祝福中幸福地拥抱……没有什么比乐观地看待一切更重要的了。让我们在片尾中终了于自杀的哲学教授的讲演中一同结束这篇了无趣味的影片观后感吧——“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我们的生活，用一个痛苦的决定作出道德的选择。有一些是在很大的范围里，这些选择中很大一部分不是重点，但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选择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事实上是我们选择的总和。事件的展现与显露总是难以预料的，这样并不公平，人类的快乐好像并不能包括在内。在理想的世界里，只有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去爱，才能给冷漠的世界赋予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人类看上去有能力去保持甚至去寻找这种快乐，从简单的事情中，比如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希望之中。也许未来的子孙会从更多的渠道中寻求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