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映）意味着我回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了，是工业，不是体制。” “有些导演就想做自己的艺术，我认为导演还是要负担一部分的商业责任。”
这是《新京报》记者对贾樟柯电话访谈里贾说过的两句话。没有惊喜，却很想微笑。
几年前，在“地下”还是一个新鲜、流行的词汇，还标榜着某种身份、姿态和立场的时候，贾樟柯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看没看过这个人的片子，成为了你能不能进入某个群体的身份证。无论你看《小武》时有没有睡觉，对《站台》究竟喜不喜欢，要想在这个堆儿里装得更像一点，你就一定要知道，它们是不可怀疑的经典，是你揣在兜里，随时可以拽出来的贴纸——就像很多物质文明爆发了的精神文明缺乏者，鲁迅、老舍是谁咱不知道吧，可咱一定也要把画着《狂人日记》、《骆驼祥子》的书架纸贴到墙上，样子总还是不能少了的，精神文明的家园总还是要进的。
“贾樟柯”这三个字自此成另一种奇怪的流行，负担了某些并不属于它自己的奇怪含义。它在我们齐心合力的努力下，成功地晋升为一种符号，被贾樟柯背着，也被我们背着。
有段时间，我想起这三个字，就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起“心太软”。大概是初中的某个阶段，后者在我可以到达的任何大街小巷不免不休地起起伏伏，我心下就想任贤齐从此毁了。
如果贾樟柯继续以“贾樟柯”的方式存在，我不怀疑这符号越来越经典的可能，只是那背后贾樟柯个人的气息怕就越来越难找寻。
但是现在贾樟柯说“我回到电影工业”，贾樟柯说“导演要负担商业责任”。
不日前的《南方周末》问，“除了DVD观众，谁知道贾樟柯是谁？”想起两年多前，第一次在北大的教室里见到贾樟柯，他用盗版碟给我们讲他的《小武》。把dvd放进碟机的时候，贾顿了顿，笑笑和我们说,“盗版还是挺好的，没这玩意儿你们谁也看不到我。”我记得当时他穿着一贯黑色系的毛衣，指间夹着烟，谈吐自如，但那一笑忽然让我心酸。
“没人拍了电影是为了扔进抽屉”，所有的电影导演都渴望自己的片子通过每秒24格的胶片投放到大屏幕上和观众交流的时刻。
香港人拍电影时说“开工”，电影说到底是个“工业”。大陆奇怪的地方是多了个“体制”怪胎。工业有它自然的行业规律，天然之“法”治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则是人治色彩浓重，人总是有冷有暖，有喜有恶，有依人而定的目标和禁区——却不一定合乎自然之法行业规律，要是再让不明白电影工业规律的人治了，就要死命了。
对于人治中的弊端，反抗是必须的，可不能反抗着兴起就把工业也一并和到里面；电影里的艺术追求和工业也并不矛盾，不要追求着高兴就把工业放对立面儿上了。放弃了工业的行业规律，也就断了自己的路。就像是给孩子洗澡，不能因为水脏了，就把孩子和水一起泼了；也不能因为要给孩子打好闻的浴泡，就一滴洗澡水也不要了。
很开心的是贾樟柯说自己“回来”了，而且回来的很理智，很精确。他强调自己是回归“工业”，而不是回归“体制”；说明白“商业”是导演的责任，但只是“一部分”责任。他并不是迎合商业或者体制，他也不是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只是在自己从事的行当里更加依律而行。我还没有看过《世界》，但是却有理由对贾樟柯充满信心。
现时，各种媒体上流传的《世界》影评不少，对贾回归的讨论亦不少。很多人把《世界》的上映看做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贾樟柯说“一个人一件事不能代替一个群体一个全体的工作”，但也许他还是很难避免成为另一种符号。我不太喜欢被“符号化”的东西，但稍许安慰地想，符号的存在，毕竟有它的好处：在它的辐射范围内，符号本身的变化可以引起更明确的注意、带来更有效的影响。
04年的国内票房三甲全部由华语电影占得，今年更是中国电影百年寿诞，又有一大批影人和影片值得期待。如今，业内业外人士无不对中国电影现在的走势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且不论别的，单单这信心就是好的。
贾樟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对于中国电影，我们也有理由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