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尖敲响灵魂——让·雷诺阿和他的电影
作者: 郝岩冰
在1979年2月12日的夜空中，属于让·雷诺阿的那一颗星辰熄灭了。他从此于灿烂和喧嚣中退场，沉默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最终成为化石，或者珍宝——我们赖以看见温暖的往日。无论是单薄的镜头，还是苍白的文字，都无法记录他的履历。一个让·雷诺阿从人间回到了天堂，另一个让·雷诺阿从天堂回到了人间，他的丰富和伟大让我手足无措。我永远不能象贝尔托鲁奇那样去亲吻他的头顶，“恍如闻见我六七岁时祖父头上的气息”（Jean. Renoir. Letters. Faber-Faber, London-Boston, 1994）。我在纸上排开他的作品序列，如同看见他在上帝的周围盘旋——他从不曾带来箴言和福音，却那么多次地用指尖敲响了灵魂。
没有人能1919年的时候作出预言，认为这个印象派画家的儿子，一个退伍的空军中尉能够成为电影大师。一直到画家儿子的儿子也出生了的时候，让·；雷诺阿还和他的妻子居住在枫丹白露森林边上，制作陶器和爱情。他们理所当然地热爱电影，象雷诺阿迷恋卓别林一样，他的模特妻子深深地崇拜美国演员葛劳丽亚·斯万桑，并且梦想成为一名演员。这个男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决定拍摄的电影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他的爱人成为电影明星。这个单纯而伟大的理由成就了让·雷诺阿。
第一部作品《水姑娘》并未立即取得成功，直到重新剪辑之后在“老鸽舍”剧院上映时才赢得雷动的掌声。这是雷诺阿在默片时代签下的第一个名字，下一个光辉的名字是《娜娜》。影片在红磨房剧院上映后，引起极大的争议，观众被深深吸引，而法国前期电影的著名导演佩雷夫人却指责道“这是德国佬的电影”。影片的发行失败迫使让·雷诺阿出卖父亲的画来偿还债务。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娜娜》的精彩，事实上，他最杰出的作品《游戏规则》在1939年制作完成后，又一次拖跨了雷诺阿的电影企业，“法国新版影业公司”。
《娜娜》实在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如果把电影当作独立的艺术门类来看的话。影片的每个镜头前后都故意留出一些空画格；人物的视线冲破了画框的限制；不完整构图对边界的否定；还有运动镜头或者别的什么，都将有限的画框拓展为无限的空间，暗示着银幕以外强大而完整的世界。让·雷诺阿用无限的延展升华了左拉原著的品格。在《娜娜》之后，让·雷诺阿在默片时代还有如下杰作：《查尔斯顿》、《玛尔基塔》、《卖火柴的小女孩》、《懒兵》、《城中比武》、《穷乡僻壤》……我们的大师让每一部作品都散发出让·雷诺阿的气息，那是优雅的、沉迷的、徘徊于物质世界而又在灵魂的边缘犹豫的气息。
如果电影不仅是独立的艺术类型，而且还必须具有独立的品质与思想，让·雷诺阿影片中的诗性现实主义将代表某种神性的启迪。他用自己在1930年代拍摄的15部影片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写成诗歌或哲学著作。在1931年拍摄的《母狗》中，他用景深镜头记录下暗街陋巷中不可阻止的人性堕落与迷失，以同期录音去追索象征生命本真的钢琴之音。接下来的其他作品，也都可以在片名之后加上别样的注脚，比如《布杜落水遇救记》在批评界和商业界的双重收获，比如《十字路口之夜》因丢失了部分胶片而以外显示出的神秘，比如《托尼》被认为开创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河，而《朗治先生的犯罪》则代表着让·雷诺阿与人民阵线的靠近。在此后的作品中，让·雷诺阿更加专注于底层社会。他在《巴黎之箭》撰文，指责“电影制片人是资产阶级的儿子。他们将他们的事业带进他们堕落阶级的贫弱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可以分类摆放到意识形态所分割的货架层上。
让·雷诺阿的作品远远超越了这种划分。他用印象主义来参透命运，以现实主义来看穿世界，而他的影片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在各种形而下的社会身份背后书写形而上的寓言。在他的名作《游戏规则》中，众多参与人间游戏的角色结构成繁杂的关系，就像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一般纠缠不清，但是游戏的规则却无比清晰。贵族罗伯尔的两个朋友都对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娜一见钟情。这两个爱上朋友妻子的人是流浪诗人奥克达尔与飞行家于利奥。罗伯尔晚宴，奥克达夫和于利奥乘机向克里斯蒂娜调情。罗贝尔的女仆莉塞特也举止轻浮，男仆马尔索向莉塞特献媚，她的丈夫许舒舍歇大怒，持枪追赶马尔索。他在花园里看见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以为是马尔索与自己的妻子莉塞特，便举枪击毙了男子。没想到死者却是正与克里斯蒂娜幽会的飞行员于利奥。宴会大乱，奥克达夫和马尔索离席而去。侯爵声称舒马歇开枪是以为有人偷猎而误杀。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是无尽的纠葛与冲突构成了整部影片的故事，而平息争端与不安的唯一方法是谎言。在《游戏规则》中，虚假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相和唯一的规则。那些看来正常的，严肃的，高雅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游戏而已。上流社会的结构在让·雷诺阿的电影中轰然倒塌。影片被宣布禁止上映，十余年后才得以重见。另一部杰作《大幻灭》也为纳粹德国所禁，理由是“亲犹太主义”。事实上，影片所表达的对于人性温暖的渴望强有力地跨越了各种标签，比如种族，宗教，国家，社会和阶级。让·雷诺阿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人类的队列。
成熟的导演让·雷诺阿是人类的大师，他是“电影公民”和“世界公民”。在1940年代赴美之后所拍的六部作品中，在1952年回国后所拍的五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在更高的向度上所作的思考。他将故事片和纪录片的界限模糊化，对景深镜头和同期录音的固执选择，似乎都只是为了捕捉到每一星命运的光芒。他说：“我坚持认为，所有的电影都在一定程度上诉说人的命运。……一个充满爱心的导演去勾勒一个人或更多人忧患重重的命运，这是多么令人快慰。”他想带领我们去揭示命运压力的方式和效力，去发现迷失的途径并做出批判与挽回。他要我们在额前印上庄严的标记，并在内心唤起激荡的热情。
我们将从哪里进入？让·雷诺阿对贝尔托鲁奇说：“你必须总在场景中留月扇开着的门。有些人会进来，完全不可预见。”他说话的时候，是1974年的某个下午，膝盖上搭着羊毛毯子，坐在摇椅上温和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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